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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摘 要 　　公民和公民教育都是西方的产物，代表着西方的政治文化，我们不可以把这种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普遍化，并以此衡量中国公民教育，进而否定中国的公民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应该基于中国的立场、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概念和体系。 　　关 键 词 公民教育;本土建构;中国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5）10-0009-04 　　公民教育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近代以来，中国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理论，使公民教育以异域文化的身份进入中国文化之中。在公民教育的引进过程中，无论是刻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本土化的过程都客观地发生着，使公民教育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因此，处理好西方公民理念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成为公民教育本土追求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有公民教育吗 　　中国究竟有没有公民教育？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至今没有形成共识。这一方面是由于公民及公民教育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公民教育自引进以来，面临的社会环境和遭遇的社会变革异常纷繁复杂，加之，中国文化接受异域文化并将其本土化的过程也相当复杂。然而，对“中国有没有公民教育”这一问题必须予以澄清，因为这是建立中国公民教育概念的前提。那么，中国有没有公民教育？对这一问题，我们不宜笼统作答，需要进行历史的考察。 　　1.辛亥革命前的公民教育 　　学界对于辛亥革命前“中国没有公民教育”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公民教育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公民社会又与民主化的进程相依相存、相互作用，因而，辛亥革命前的封建社会是不会产生公民和公民教育的。朱小蔓等指出：“公民及公民教育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与民主政治相对的封建专制体制中，中国只有臣民与私民，没有公民，遑论公民教育。”[1]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专制体制只能孵化匍匐于王权之下的臣民而不能提供现代公民发育的土壤，封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根本上是以培养与教化忠臣、顺民为指向的。”[2]郑航也从封建社会的人没有独立人格，只是依附性存在，进而论述，封建社会只会培育出“臣民”和“顺民”，而不会有“公民”：“以‘家族―皇权’二者关系为轴心的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无‘个人’、无‘社会’的社会，她以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为条件，教育所要培养的人对上是‘臣民’‘忠顺良民’，对家族是孝梯为本、光宗耀祖的‘肖子肖孙’，因此不可能产生所谓‘公民’”。[3] 　　2.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这一时期，中国是否有公民教育呢？ 　　有学者认为，虽然民国时期有公民教育思想的引入，然而公民教育是民主国家的产物。辛亥革命后，虽然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其共和宪政也以法律的形式得以规定，这就使得公民意识的产生有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于并未彻底动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这时的公民教育是不成体系的。[4] 　　但也有学者对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进行了充分的肯定。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明确了“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依法享受选举、参政、居住、言论、信教等项权利”，“这意味着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有了法律基础之后，“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公民教育产生的条件;大批留学生的宣传则是公民教育产生的催化剂。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促使下，公民教育终于在我国生根发芽，最终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5] 1923年，公民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确定下来，标志着我国学校公民教育正式发展起来。 　　3.新中国成立后的公民教育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是否有公民教育？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宪法虽然确定了公民的法律地位，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宪法并没有赋予公民权利，即使有一定的权利，也都停留在抽象层面，没有制度的保障。新中国将公民及公民教育看作西方资产阶级的产物，不仅不提倡，反而比较忌讳。“公民”为“人民”这一与“敌人”相对应的政治概念所取代，“教育宗旨亦着重于培养革命班接人的政治意涵，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公民教育被等同于资产阶级教育而蒙上政治禁忌色彩”[6]。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真正的公民教育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现代公民教育新要求，发展公民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成为大势所趋。”[7]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为现代独立人格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也孕育了新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才能培养出新一代具有独立人格，具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