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学与好老师实乃偶遇.docVIP

好大学与好老师实乃偶遇 　　当下，“好大学”与“好老师”备受关注，对两者间的关系也众说纷纭，疑惑之处在于：究竟是好大学孕育了好老师，还是好老师成就了好大学？从组织角度来讲，好大学认为是自己孕育了好老师，但从个体角度来看，好老师认为是自己成就了好大学。事实上，好大学不能没有好老师，好老师也离不开好大学。而跳出关联角色的视线，纵观教育发展历程，当大学成为好大学，老师成为好老师，两者能够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却并非是一种必然，纯属偶然而已。 　　一、从组织的角度讲，好大学孕育好老师 　　何谓好大学？好大学是一流大学，名牌大学，重点大学，“985”高校，“211”高校？还是硬件过硬，软件够优，经费够多，就业率高的大学？抑或是课题多，项目多，机会多，资源足的大学？真的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甘愿承认自己不好，它们当中，有的在同类型高校中出类拔萃，有的研究特色鲜明，或长于教学，或长于管理，不一而足。大学就像人一样，“一无是处”和“完美无瑕”两个极端都显绝对。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变革，“一流大学”概念越叫越响。在“211”和“985”等各类专项建设中，政府资金的投入，办学条件的改善，大学实力的提升，为好老师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各类工程立意很高，成效卓著。在这样的语境下，如若教育各要素之间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必然会招致各种资源的自动自发和重新组合，越是好大学就有越可能造就好老师。 　　好大学无疑是好老师们心之向往的地方，只要好大学发出信号，好老师就会主动接收，并自愿向它靠近。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自建校以来，因富有自立精神和批判精神而独具特色，“学术独立”是其最重要的办学理念（田凤，项纯.早稻田大学：从日本走向世界――访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田?`[J].大学（学术版），2012，（3）：4-21）。正是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环境下，来自全国各地志趣各异的师生汇集在一起，在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中相互切磋钻研，不仅提升了学术能力，还丰富了人性涵养，师生可以尽情地张扬个性，各谋发展。回头再看当年除旧迎新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造就了北大的学术繁荣。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刘文典等一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都曾被邀请担当教职，后任蒋梦麟秉承蔡氏制度成规，于是，全国有名的教授、学者齐聚北大，学子们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远道而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再看美国耶鲁大学，章程规定在立法委员会的19名成员中3名委员必须是耶鲁大学校长、康涅狄格州州长和副州长（何姝.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和气质――访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 [J].大学（学术版），2010，（6）：4-13.），政府官员似乎也参与学校治理，但这种由来已久的关系并没有让耶鲁大学的管理受到任何政治干预，也正是在这样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最好的师资也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可见，好大学不仅仅是学术志趣者的共同体，还需要有制度的包容才能保持长久的魅力。 　　如此看来，中国的前四十或者前一百位高校当属好大学且毋庸置疑，但是在如此条件优厚的大学中，究竟能孕育出多少优秀的老师，抑或造就出更多钱理群先生所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不得而知，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具体研究过。一波又一波的教育建设工程启动前后，中国大学的学风是变好了？还是相反？唯一可以确证的理论逻辑是：好大学更有可能孕育好老师，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度刺激，总体上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便如此，好大学里有真老师，但仍然难免混搭着一些符合指标而虚于内涵的伪老师。习总书记要求，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以此为据，那些既拙于专业化的表达，又不能接受公众监督和同行检验的教师，大多应该存疑。好大学应该可以促使南郭先生们原形毕露。当下，师德失范偶有发生，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和挑战。这一切好像均与大学自身优劣无关。第30个教师节纪念之余，人们不禁追问，原本深谙“传道、授业、解惑”之理的好老师们都到哪里去了？ 　　一流大学有三条标准，即人才济济、资源丰富、管理有效。放眼望去，中国的巨无霸大学似乎已然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名师，一批重点学科、研究机构、中心、实验室，一堆科研经费、项目、课题，一幢幢雄伟的教学楼或实验大厦，优美的校园风光，喧嚣的校园文化。然而相形之下，最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还是难以回应：既然一种一流大学的样子，为何依然还是极少看到原创的思想家、革命性的科学家和器宇轩昂的大师们的身影？ 　　另一方面，如果好老师只有一流大学才能孕育的话，那么偌大中国的高等教育又是谁在支撑着呢？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些想要成为好老师的人们独善其身，兼济社会，筑起好老师的标杆，向着传道者的光辉形象一点点靠近，即便他们处在相对边缘、条件简陋的所谓弱势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