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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亲君子远小人 　　确定一项正确的原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只是认识到“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性还不够，还要不断探索和总结“亲君子远小人”的方法。 　　提高亲贤臣远小人的意识，对小人保持警惕 　　唐太宗有一次走到一棵大树下，见大树长得很好，非常喜爱。大臣宇文士及看到后，以为这是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便凑过来向太宗描述这棵树的好处，赞不绝口，没完没了。太宗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魏徵经常劝我远离用花言巧语谄媚的佞人，我过去还不知道佞人是谁，心里怀疑你但尚未确定，今天看来果然是你。”宇文士及慌忙叩头谢罪。这则故事说明，唐太宗有很强的“亲贤臣远小人”意识，对奸邪小人始终保持着警惕。 　　历史上，除了李世民这类明君之外，还有一些贤相，同样在远小人方面有着很高的自觉性，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掌权的重臣而飘飘然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不被谗佞小人所利用。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他主持政务时，有一个名叫郭祥的县令给皇帝上书，请求将国家大事都交与王安石策划决断，凡是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的，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大臣也要罢免不用。神宗皇帝看了后感到很诧异。有一天，神宗就问王安石：“你认识郭祥吗？此人的才能似乎可用。”王安石不知道事情原委，便实事求是地说：“我不久前在江东时，曾了解到一些他的为人，他能说会道有辩才，但行为轻浮不够老实。不知是何人推荐，让皇上知道了？”神宗拿出郭祥的奏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以被这样的人推荐而感到羞耻，因而再三强调此人不可用，一直到神宗答应了才算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明君贤相之外，一些有心图治、但也存在明显缺点的君主，在远小人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事迹。隋文帝杨坚是在郑译、刘?P等一批政治投机分子的拥戴下篡位当了皇帝的。按照常情，隋文帝会倚重这些拥戴自己的人；确实，隋文帝开始也是这么做的，但不久就发现这些人贪图富贵、欲壑难填，是治理国家的巨大障碍，于是毅然将他们废弃不用。对此，隋文帝解释说：“假如不是刘?P、郑译以及卢贲、柳裘、皇甫绩这些人当初拥立我，我是登不上帝位的。然而这些人都是些反复无常的人。”“这些人通过欺诈手段，让我成为顾命辅政大臣。我即位之后，想着治理好国家，可他们这些人又想扰乱朝政。”隋文帝没有因为对自己有拥立之功，而对小人姑息迁就，亦属难能可贵！ 　　提高对君子小人的识别能力，坚持扶正祛邪 　　古人在识别君子小人方面有不少经验之谈。东汉时，汉顺帝有一次向尚书周举问治国的经验教训，周举回答说：“应该慎重选官用人，去除贪污者，远离佞邪小人。”顺帝问：“那么，谁是贪污、佞邪之人呢？”周举说：“公卿大臣之中，老是不怕冒犯您、直话直说的人，就是忠贞之臣；而那些阿谀奉承、讨您高兴的人，就是佞邪之人啊。”对于重大原则问题，是秉公坚持还是曲意迎合（而且这种坚持是冒着巨大风险的），确实是检验忠奸的试金石。 　　南宋谢方叔官至宰相，他任监察御史时，曾给皇帝上书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皇上前后左右的人，凡是向皇上经常报告一些能引起人的警觉，使人产生忧患、危机、恐惧意识的话，那就是忠于皇上的；凡是经常向皇上进献一些可以高枕无忧、平安享乐之类的话，那就是不忠于皇上的。凡是报告水旱盗贼等灾情的，必定是忠臣；凡是说些谄媚讨好、掩盖真相之言的，必定是佞臣。” 　　这两则例子讲的是从不同表现中分辨君子小人，还有更高明的领导者，能从看似相同的表现中看出不同，从而分辨出君子小人。 　　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朱元璋教导群臣说：“凡是人做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他是出于公心，而所做的事有时出现谬误，这是他的认识和能力不够，以致有了过错；若是因为私心，他的行为有了谬误罪过，那就是故意干的。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错误，在这里就可看出。”同样是犯了错误，是出于公心，能力不够，还是出于私心，故意为之，这是一个区别。朱元璋接着又说了另一个区别：“君子的过错虽然微小却一定明显，小人的过错虽然很大却不显眼。这是因为君子办事直来直去，本来没有什么可掩盖的；小人善于修饰，本来就有很多隐蔽见不得人的行为。君主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微妙，那就无法区分君子与小人了。”君子、小人对于所犯错误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君子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小人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朱元璋对群臣的教导到此并未结束，接下来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我观察以往的情况发现，在朝廷上讨论阐发意见，凡意见与君主相抵触的，一定是君子；那些完全顺从君主心意的人，一定是小人。君主因君子不顺从自己而对他们生气，因小人顺从自己而喜欢他们，所以小人常被宠幸而君子常被贬斥。君主用人，权衡大权在己一身，应当同时听取众人的观点，不能凭着自己一时的喜怒而决定臣子们的升降赏罚啊。”由此可见，朱元璋在看人、用人方面确实有一套。 　　说一千道一万，小人的各种不正当手段都属于邪门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