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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宣传工作动态 社科基金成果专刊 第24期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2015年9月30日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的四大新型特征与 四大规制措施 摘要：为了追求舆论共鸣或社会共享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生活化、网络舆论事件政治化、网络意见领袖平民化、知识精英思想大众化成为网络舆论扩散的经常性策略。这并不利于网络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对此舆论主管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规制，如培养“索引”意识，应对认同危机；构建“顺势”思维，应对理解危机；树立“求是”作风，应对歪曲危机；培育“法治”理念，应对信仰危机。 互联网作为社会的功能性结构要素，在给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带来显性变化的同时，对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隐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涵养环境、生成逻辑、存在方式、扩散路径、宣教效果等都迥异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既有表现形式与特征。南京大学陈堂发老师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网络舆论调控政策研究”，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所呈现出新型特征，提出如何更好地规制网络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 一、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所呈现出的四大新型特征 1.政治意识形态生活化。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意识（如政治心理、政治理论）、政治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公平）与政治理想（如福利、安全、效率、正义）等的认知和涵化，更多地是依赖于组织渠道和扩散渠道严密的“仪式化”方式。政治意识形态更多地是被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在封闭的话语体系中设计、讨论和倡导，它自上而下地观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件不可触及的玻璃罩中的神圣艺术品。而以用户自我为中心的自媒体，近些年所呈现出的社会化和大众化使用特征，则彻底消解了传统媒体环境下的“仪式效应”，改变了社会成员接受信息和观点的通道。自媒体以私人体验特性及生活化方式开始融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运行，使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更为生活化，也使生活范畴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 2.网络舆论事件政治化。当前网络舆论关注的事件类型有明显的特征，其中官员腐败和政府管理成为最主要关注对象，与民生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次之，其他事件则为少数。网络在使上述事件呈现个体冲突社会化和个人遭遇问题公共化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效果，而网络舆情则倾向于将更多不和谐的非政治化的社会问题作政治化处理，以此凸显问题的重要性。如有些个体冲突事件、环境维权事件、刑事伤害案件、偶发性事件等，原本属于社会性权益纠纷或非人为因素所致，事件本身也有着自发与消退的逻辑，但为了追求舆论共鸣或社会共享价值，“政治化”处理成为舆论扩散的经常性策略，如将事件归因于体制问题或贴上政治意识形态标签，以此增强舆论扩散的广度和强度。 3.网络意见领袖平民化。网络空间身份平等的虚拟性，弱化了传统媒体意见领袖的权威性身份，他们的表达被网民的需求推动而非主动引导舆论，更多的是为顺应网民的喜好。为摆脱“沉默的螺旋”局面，意见领袖通常会在酝酿与把控网络舆论话题方面以“生活化”趣味重新“认识”、“描述”和“评估”正面历史人物，如对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等英雄人物进行所谓“生活化”的重新认识，以此开掘历史英雄人物、领袖人物和争议人物等的个人生活与私人道德因素，迎合网民的口味。 4.知识精英思想大众化。构成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生活化的另一途径是主导网络舆论场话语权的知识权贵与社会精英的个人见解和学术观点，通过交叉延伸的微信朋友圈，演变成大众化谈资。这主要是因为在崇拜权威作为传统文化底色的国家，知识精英的言说方式和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与民众的认同程度有着决定性影响。这就导致有些学者的创新思维以“反常规”为价值取向，对已形成定论的共识提出相反观点，片面追求“一论惊座”的表达效果。这也使得这些“有材料、有见解”的学术观点或见解，通过个人生活体验感强的自媒体通道，从少有人问津的冷僻的学术话题转译为通俗化的生活谈资。这种做法虽然契合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轨迹，满足了“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需求，但也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有效引导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 二、舆论主管部门规制网络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 1.培养“索引”意识，应对认同危机。任何一种社会行动的因由都可以被索引，而由在此链环上的行动所产生的理由均可以经由上一级或再上一级环节链找到解释。网络舆论场中具体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认同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均有相对应的触发机制。“索引”这些触发机制，能有效地化解认同危机。而目前各级舆论主管部门缺乏这样的意识，将抓意识形态工作当作纯粹孤立的问题处理，仅仅在强调或重视意识形态宣传与引导工作重要性上做文章。因而，对于可以索引出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而成为“诱因”的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要注重以常态化思维来甄别和把控人为事件与利益冲突在网络场的呈现与演变，及时主动地提供有助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