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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出生在陕南山村，我的小学时代是在山顶上的小学校度过的：土坯房，有两个茅厕，黄泥的土操场有一个孤单的篮球架。在这个山的制高点上打篮球有些提心吊胆，因为一不小心篮球就会滚落到山下。我家住在山的脚下，河的上沿。捉鱼摸虾好玩，上学也好玩。我经常端着凳子圪蹴（方言：蹲）在豌豆地边、石头台子、桦树桩子上写作业，或跪或坐，仿佛天地都是我的课堂，那个木制的丑陋的小凳子就是我的移动课桌。我冬天提着“火笼”（自制装火的取暖装备），夏天揣着生产队里的青豌豆荚，边走边玩或者边走边吃。但在下雨天的时候，陡滑的黄泥山梁难以翻越，有时候我就干脆滚下来了，回家时通常是个泥猴。 　　一年级时我七岁，班里最大的女生有十四岁的。我雨天能够顺利登上那个又滑又陡的山梁，全靠同院珍姐姐拉或者背。珍姐姐十六岁，上四年级，没娘，会做饭，会纳鞋底，剪很多“鞋样子”，就是学习吃力，考试经常是一二十分。有一次珍姐姐让我掀起衣服露出肚皮后吸气呼气，她又看又摸地研究了好一阵子，最后总结出我吸气时肚皮上的褶皱有三个（她的只有两个），因此我比她聪明，经常考100分。对她的研究成果我深信不疑。 　　二年级时我代表学校去公社参加竞赛，公社很远很远，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在语文考试时我的铅笔断了，不认识的邻桌马上递给我一支，他竟然带了两支铅笔，真是有钱。感激之余，他问我答案，我都一一给他说了。我不懂什么叫竞赛，也没有竞争意识，但这点小温馨还让我记挂了许多年。竞赛结束就是发奖，我们集中在操场的篮球架底下，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个铁皮文具盒和一支铅笔，让我兴奋到手脚都无处摆放了，坐立不安。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文具盒这种精美的东西，并且自己能够通过比赛得到它，太幸福了。 　　四年级时我已经有灶台那么高了，爸爸接手了生产队的小皮纸厂，让我休学回家做饭。于是我就端着自己的小板凳回家了，这一年我不仅学会了切土豆丝，还学会了擀面和烙饼。少年不识愁滋味，在家的这一年，我依然很快乐，在做家务的闲暇里我把家里有字的东西全读遍了。也在周末或平常“挖猪草”的时候，听放学的伙伴们聊学校的见闻。当伙伴们说学校新调来一位很好看的女老师时，我就萌发了重返学堂的念头，爸爸说：“要念书你就去吧，免得长大了怪我们，饭让你妈晒完纸回来抽空做。”重返学校的我成绩更进一步，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生，而我在回家做饭这一年所读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七侠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之类的书籍也派上了用场：对于语文，我能够自学了！那时候老师是民办代教，家里有农活，经常让学生上自习，我趁自习的时间在开学不到一个月就背完了语文书的全部内容。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字词认得囫囵吞枣，虽然文字领悟力提高了，但在字的书写规范上还是较差。现在有些字学生不跟我订正的话，我错了几十年都浑然不觉，比如“染”字的右上部分的“九”我误写成“丸”、“纸”的右下多加一点、“嘉”的上面误把“士”写成“土”、“羹”的下面误写成“美”多加一横等。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汉字书写的基础关一定要严格地过，万丈高楼平地起，在语文教学中，工具性和人文性同样重要。 　　小学毕业时，我以几个公社联考第二的成绩进入离家二三十里的新坝中学。新坝中学是先前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我们的教室在二楼，全实木的楼板和梁柱，只是光线较暗，在这里，我终于见到在我头脑里盘旋了一整个暑假的“第一名”：一个瘦瘦弱弱的男孩，很斯文。以后的较量中，总是我的英语领先于他，而他的数学远超于我，尤其让人无语的是他的语文和我一样好，甚至更好。在不断向上的倔强中，我努力，他比我更努力，我依然安守“老二”的名次，不过我并不妒忌，心里反而有一种超越的潜能被不断激发出来。（羽坛王子林丹和李宗伟的传奇就是如此的吧）与现在硝烟弥漫的分数战场不同，那时的老师并不很在乎成绩，也不曾伤害过差生，只要纪律上表现得不过分，同学们都能安享读书的快乐时光。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鸿鹄大志，我只是想考第一名，超过那个男生，愿望非常简单，只关注眼前。现在想来，作为一个学生，能够走好“当下”这一步，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大的成就，如果一定要将学习和“未来”捆绑在一起沉重地扛在肩上，那该牺牲多少的欢乐？学习的趣味又从何而来？我们天天吃饭，如果总想着“一定要吃多少碗饭、体重超过什么人”的目标，那么吃饭的趣味就会失去。学习也是如此，它和吃饭呼吸一样，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必需，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越轻松自由越能真正接近学习的本源。 　　我刚上初中时穿的衣服都是妈妈的，记得有一件蓝卡其“制服”，两个“明兜”，裤子是军绿色的，也不知哪儿来的，穿了好几年，人长裤子不长，裤腿被挑得老高。当我每天放学跟伙伴们一起踏上从学校到我外婆家的那座吊桥的时候，依然高喊一二一，把腿抬得高高的，然后重重地落下去。随着吊桥在高空中的起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