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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就业约束下的技术选择：理论回顾与历史借鉴 　　摘 要：在固有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就业问题就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政策构成强制性约束，而引致这种长期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前的工业技术选择总体上偏离了国内要素禀赋所规定的范围。要化解中国所面临的就业约束、实现一元经济收敛，关键在于整体的技术选择要与国内要素禀赋相匹配，从而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始终以扩大就业为核心，以推进适宜技术扩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政策抓手，为要素禀赋的持续改善和整体经济的发展转型创造条件。 　　关键词：就业约束；二元经济；要素禀赋；适宜技术 　　中图分类号：F40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88-04 　　一、引言 　　自2012年以来，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始终较大。为了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目标，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相关政策的落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2013年，在总体经济增长率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实现了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超出预定计划30%；而在2014年末，实现城镇就业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经济仍然承受着十分沉重的就业压力，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这是中国连续第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于4%，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仍将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所要承受的就业压力不会明显减弱。面对如此沉重的就业压力，一个通常被认为可以拉动就业的可靠途径是保持总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并且从2005年开始，这一指标即跌落到0.05以下（见图1）。造成就业弹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技术引进所带来的外生性技术进步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国内就业的拉动能力[1，2]。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推动技术进步甚至技术赶超是必要手段之一，然而，技术赶超并不单纯是一个在既定的技术路线上与发达国家的赛跑过程，要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转型，对技术进步的途径与方向的选择必须在要素禀赋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充分就业为前提条件，否则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将难以培育，而促进经济转型的宏观政策也会因为受到被动性就业刺激计划的干扰而无法落到实处。本文以二元经济为背景，评述技术选择理论，结合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分析总结中国在强制性就业约束下的技术选择方向。 　　二、开放条件下的一元经济收敛与技术选择 　　二战以后，落后国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用国内有限的资本和技术建立起较为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并且通过工业部门的增长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做法几乎成为落后国家的共同选择。但是，当有限的资源都向工业部门集聚时，其他部门的发展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甚至工业部门之外大量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都要面临威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当增量资本被投入到工业部门时，工业部门就能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直至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农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到零以上，并逐渐达到与工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体相当的水平，这时，工业部门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就从古典区域进入到新古典区域，工农业部门间的劳动工资差距也因剩余劳动的消失而趋于缩小。 　　刘易斯的理论正确地指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减少剩余劳动（即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收敛），途径是实现工业部门资本的持续积累。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中之一是假设工业部门所积累的增量资本能够以固定的比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工业的技术进步始终是中性的。然而，现实的研究表明，现代工业技术进步并不是中性的[3，4]，技术进步总体上是朝着节约劳动、耗用资本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工业技术并不能保证工业部门中增量资本能以固定的比例吸纳剩余劳动力，这样，刘易斯所设计的通过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来吸纳剩余劳动的工业化轨迹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平滑的过程。 　　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进口和吸收技术溢出的方式获取外生技术。但发达国家技术变迁的要素偏向特征是其微观企业对国内要素禀赋状况适配的结果[5]，当这些新技术被引入发展中国家时，新技术往往会因为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不相适应而难以达到应有的效率[6，7]。这样，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技术作为工业体系的主导技术就成为决定其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技术选择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高端产业技术（尤其是内向型重化工业技术）优先的模式，其二是遵循比较优势原理的外向型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