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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化：中国教育援非政策取向、形式及其反思 　　摘 要：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对非教育援助以来，援助政策经历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取向、平等互利实事求是取向和注重受援国教育发展能力建设取向三个阶段。援助形式主要包括资助留学生来华留学、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校际交流与科研援助、教育物资援助等。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化和合作领域的拓展，教育援非实践需要在服务国家对非战略、创新援助形式、提升援助有效性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 　　关键词：教育援非；政策取向；基本形式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3-0029-05 　　教育援非是我国对非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援非的政策取向随着国家援外政策和对非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变化，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政策取向变化相适应，对非教育援助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各有侧重。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援非政策取向与基本形式的演进，对于认清教育援非的发展历史，把握援助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教育援非政策取向的演进 　　作为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我国教育援非的政策取向与国家援外政策和对非政策的调整基本一致，先后呈现出意识形态化、注重平等互利和实事求是、注重受授国教育发展能力建设的阶段特征。 　　（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政策取向，援助的意识形态化较强（1955-1980） 　　援外政策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外交政策取向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也决定了“对外援助的对象首先是社会主义内需要援助的国家”。[1]出于国际政治需求的考量，“新中国以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提供国际援助的主要出发点，而不是将对外援助事业作为权宜之计。这一出发点主要表现为中国承诺对人类自由和平等的事业提供援助，特别是对和中国人民有关同样经历的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承担援助义务。”[2]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3]这是整个国家援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教育援非的政策取向。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正式启动了对非援助，教育援助活动也随之开启。同年五月，开罗大学法学院教授来访中国，中国政府与埃及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埃及共和国政府代表关于两国文化会谈纪要》，在双方互派留学生、教师交流等方面达到共识。在此基础上，1956年，中埃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决定双方互派语言教师到对方国家任教、交换教授和科学家、交换留学生、文凭和学位互认以及教师和学生代表团互访等[4]。1959年，中国同几内亚政府签署了《中几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这是中国政府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双方决定在交换留学生、互派教师和学生代表团等方面合作。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非洲访问期间，提出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技术等八项原则，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5]。此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也一直在八项原则指导下开展，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与我国的援外政策取向一致，这一时期教育援非的政策基本上是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援助的意识形态化、政治性倾向比较明显。 　　（二）“平等互利”、“实事求是”政策取向，强调对非援助的实效性（1980-2000）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党和政府对援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再次将对外援助视为国家对外交往的战略性问题。援外工作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开了意识形态的片面束缚[6]。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在1980年重新确定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总方针，提出了坚持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并提出“有出有进、平等互利”等主张。1983年初，中央结合援外工作的实际和国内发展的需求，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四项原则，突出“平等互利”和“实事求是”的内容，既确认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同时又提出中国的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7] 　　在平等互利、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教育援非的政策也更加注重实效，在接收留学生、援建项目、派遣教师以及开展合作科研时更多地考虑受援方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和需求。如通过教育高层互访，充分了解对方的教育发展需求；通过举办各类专业研修班、开展科学项目合作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高校学科建设，发展受援国高等教育，培养专业人才；通过派遣援非教师，“解决了其因缺乏专业教师而难以开课的问题，从而直接提高了非洲有关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为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