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环境问题 .doc

日本90年代的环境保护 刘昌黎 一，公害问题出现和环保对策的回顾 1950－1960年代，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追求生产第一主义，日本的公害问题日趋严重起来，相继发生了“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疼痛病”等公害病。1960年代后期，四种公害病的受害者把排污企业状告法庭，成了轰动一时的“四大公害诉讼”。以四大公害诉讼为契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地面下沉、噪音、振动和恶臭等七大公害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一些人甚至非常气愤地说：“让GNP见鬼去吧”！他们认为，只要不停止经济增长，就不能消除公害。由于采取公害对策会提高生产成本，所以一般企业都不肯主动地进行环保投资。为此，日本政府于1967年制订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又制订了《大气污染防止法》和《噪音规制法》，这是日本解决公害问题的开始。由于国民的强烈要求，1970年末至1971年5月召开的第65次国会集中审议了公害问题，成了有名的“公害国会”。公害国会是日本政府公害政策的重要转折，由此，解决公害就一时成了日本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政策课题。在这次国会上，一连气修改和制订了14项环保法律，其中修改的有《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噪音规制法》和《废弃物处理法》等；新制订的有《水质污浊防止法》、《海洋污染防止法》、《关于废弃物处理和清扫的法律》、《公害防止事业费事业者负担法》和《公害纠纷处理法》等。1972和1973年，日本政府又分别制订了《无过失赔偿责任法》和《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明确了企业的公害责任。 根据公害对策基本法等，日本政府又分别就大气和水质保护制订了《环境标准》，对企业排水、排气实施了《浓度限制》。在大气污染特别严重的地区，根据修改后的大气污染防止法，1974 和1981年又分别实施了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总量限制。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公害对策和环境标准，不仅制订了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的地方环境标准，而且各市町村还纷纷与区域内的主要企业签订了《防止公害协议》。根据防止公害协议，企业必须承担规定的义务，例如发电厂的燃料就必须使用不含硫磺的天然气和低硫石油。这样，防止公害协议就体现了地方居民的利益，受到了地方居民的欢迎，成了企业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 由上述可见，日本政府的环境对策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与当时环境迅速恶化，必须及时采取立竿见影的严厉对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防止公害的协议，企业的环保行为不仅受到了社会的监督，而且还必须接受地方政府的检查。凡是排污达不到协议标准的企业，都不得不根据地方政府的劝告，缩短开工的时间。这种严厉的社会监督系统，是欧美各国所没有的。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上述政策措施，日本成了世界上公害限制最严厉的国家。从而，公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控制，日趋恶化的环境也很快得到了改善。根据附表1的统计，日本大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氮、颗粒悬浮物和光化学污染物含量都明显降低了。从国际比较看，日本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量大都下降到了发达国家中的最低水平。1990年，日本每 1000美元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为0.5公斤，只相当于加拿大的1/16、德国的1/11、美国的1/9；二氧化氮排放量为0.8公斤，只相当于加拿大的1/6、美国的1/5，英国的1/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0.57吨，虽略高于法国的0.49吨和意大利0.54 吨，但与美国的1.12吨和加拿大的1.05吨相比，都只相当于其一半左右。 尽管日本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日本也成了世界上治理公害最先进的国家，但其环境保护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环境改善的步伐不仅明显放慢，而且某些方面还有所退步。以大气污染为例：1997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和颗粒悬浮物的达标率各为95.3％和61.3％，分别低于上年的96.4％和69.8％；汽车尾气中颗粒悬浮物的达标率1997年为32.9％，比上年的42.4％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再以水质污染为例：1997年，海域、河流和湖泊的水质达标率分别为74.9％、80.9％和41.0％；其中，河流水质达标率虽然比1980年的67.2％有所提高，但海域和湖泊水质达标率却低于1980年的79.8％和41.6%。至于噪声，1992年，大城市噪声观测点的达标率只为7％。另外，由于污水渗漏和化学农药使用等原因，土壤和地下水中的化学物质增加，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又成了新的环境问题。 由于环境改善的放慢和某些新公害的出现，一度减少的公害纠纷就又出现了增加的趋势。从附表2可以看出，1972－1980年度，各地方公共团体受理公害纠纷的案件虽然由87764件减少为64690件，但1990年度又增加到74294件，1997年度仍为70975件。其中，大气污染的纠纷案件1997年度为19688件，不仅相当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