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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传播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们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具体分析引日中国的人口问题。正是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传播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才为人们所接受，使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中国较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积极参加和领导了由之《新青年》杂志发起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全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俄国革命的文章。如：《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1917年3月19日)、《俄国大革命之影响》(1917年3月29日)等。十月革命后，李大创集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2月19日)、《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年5月)等。 　　李大钊早在俄国二月革命时就已注意人口问题。十月革命后，更是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点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李大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篇文章中：《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青年与老人》、《辟伪调和》、《新纪元》、《黑暗与光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现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战后之妇人问题》等等。李大创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现象。研究和考虑这个社会现象，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在谈到下列的观点，即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 )、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清楚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而且清楚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人口决定论在人口认识上的区别。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李大钊在1917年春专门写了题为《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的论文，通过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 　　李大钊首先指出，战争源于人口过庶的观点是错误的。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 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李大钊认为，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情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情，实为万恶之源。接着，李大钊又针对马尔萨斯人口增殖之度越乎食物生产之度的观点指出，从自然生态链来看，其论人类与食物之关系，颇具乐观。且甚奇妙。要为生物之殖力，从其进化之级，次第减退。故植物之殖力最繁，动物次之。等为动物，下等动物繁于高等动物，高等动物繁于人类。人虽食牛，牛虽食草，而不能尽其类者，为其草繁于牛，牛繁于人也。从社会发展来看，各国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征之英、法、美诸邦之统计，皆有此等倾向。所以，人口增加无限之说，为无足据。李大钊批判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引文均见《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这两篇文章。李大钊认为，与生活资料的关系看，也不会发生大问题。 就令果过庶焉，人类自具无限之天能，宇宙自有无尽之物力，以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当可自处其生，使之裕如而得养。就令增加无限，地积地力今犹未至穷极之域，纵有穷极之一日，人类之知力与自然之势力，皆无尽藏，用之不竭，取之无穷，其时当有以自为之所。根据这个观点，人口过庶与否之标准，在乎财富之丰啬；财富丰啬之本源，在乎生产之勤惰。人惟自励其能，以勤于用足矣，蹊鳃鳃焉虑人口之庶为者。再者，李大钊又批驳了马尔萨斯的土地报酬递减法则。李大钊认为，土地报酬递减之律，亦非必绝对不可抗者，盖所谓文明即人类发挥其天赋之能以与自然势力抗敌之度也。人类本能之势力日增，自然之势力日减，即文明之程度益进。今世之声、光、电、汽，无非人类依其开发之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