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市民阶层兴起初探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doc

明末市民阶层兴起探因及其影响 摘要：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悄悄兴起。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依托于城镇经济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民阶层所要求的商业社会的原则与封建的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冲突，为了保障既有经济利益，要求改变旧的统治秩序，从而对晚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字： 明末 市民阶层 原因影响 正文： 明朝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十四至十七世纪。王朝统治时间之长，在封建社会中堪称长久，作为汉族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他延续了近两千年来的封建体系，然而，就在其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作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分裂和重组。在这一时期，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步兴起，壮大为新的政治力量。本文就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对社会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明末市民阶层兴起溯因 市民阶层兴起与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是分不开的。元末明初，因二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多是无人之地”。（1）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上奏：“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足，久致荒芜。”（2）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明朝初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朱元璋说“四民之中，莫劳于农，观其终发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则举家饥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3）明太祖认识到与民休养的重要性，在施政中也注意保养民力。洪武元年八月己巳，“以四方水旱……灾难以实闻。免镇江租税。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4）洪武十九年“夏四月申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5）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历戊，工部奏层张致中上书言三事。“……其三曰，北方郡县开垦荒田，岁有坎广，而土旷民稀，垦辟有限”。(6)北方因战乱，土地荒芜，人力不足，而南方人多地少,从这里可以了解，明初的移民政策是有必要的。明政府实行移民开荒，由府县给予农户耕牛种子路费，有力保证了移民政策的施行。 除了恢复经济的措施外,明政府还特别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朱元璋还未正式称帝的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增加。不种桑的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这种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明王朝建立后，更将这一制度推行全国，并规定科征之数。明初种植政策得到较为有力的实施，湖广布政司二十八年报告，“所属郡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7)。广泛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生产原料，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蚕丝生产与丝织工业。 市民阶层的产生托因于城市手工业在规模上的扩展和城市商业的扩张。移民屯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为明初经济恢复和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中叶以后，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拓展。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 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吕坤《去伪斋集》卷二指出万历年间的社会世情，“或给帖充斗称牙行，或纳谷作粜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平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8)明代何以从事“工商”的人如此众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明政府在江南采取重赋。“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9）一部分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离开土地,造成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他们正是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重要部分。“余谓正德以来，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固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业，不加烦恼。……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未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10)其次，明末匠籍制度使从事“工商”的人口大大增加。明初，对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即把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不准随便脱离匠籍改业。洪武十九年，开始实行工匠的轮班制，规定各地工匠轮班到京师服役。成化、弘清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工匠亲身到指定地点服役逐步变为纳银代役。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工匠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为他们从事“工商”提供了条件。最后，明中叶以后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大部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从而使他们转事工商成为可能。嘉靖十年时就已出现了一条鞭法，后为张居正施行全国。一条鞭法中规定：“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