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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百年海大人才荟萃，英才辈出。在过去数十年间，我校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教授、名师，他们在远洋渔业、国际履约、科研、教学等方面，为我国远洋渔业及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名师们的风范常常是以各式各样的“故事”流传下来的，而恰恰是这些“故事”，构筑起了渔业发展一部“活”的历史。 5月6日至18日，采访团队连续两周对乐美龙先生进行了采访。乐美龙先生一头银发，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在采访中回顾了自己大半生的人生履迹，令前来采访的老师和学生备受震撼。 代表国家，不懂的就要搞懂为止 上世纪70年代初，因工作需要，乐美龙奉命调往北京农林部从事参与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与周边国家签订渔业协定会谈等工作。这一工作无疑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乐美龙笑着说，“我当时也懵掉了，我实事求是的对他们说，我是搞海洋捕捞的，对于海洋法是不太了解的”。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临危受命，刻苦好学，不懂就沉下心好好钻研，在外交部和海洋局搜集了所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重新认真细致的学习了海洋法、海洋法会议等相关的所有问题，并作为农林部的代表参加了1973年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会议一开就是9年。乐美龙孜孜以求，甚至在会议期间常常泡在联合国图书馆查资料。他很开心地说：“联大图书馆有个好处，他会告诉你哪些资料是可用的，用到哪一天都无所谓”。为了做好相关工作，他认真研读了几乎所有相关资料。日本谈判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谈判开始是很厉害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不论他与哪个国家进行谈判，我基本都看过。最早是我们抗战胜利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第一个和美国进行谈判。再到1965年与韩国进行谈判，后面同苏联进行谈判。我都尽量做到心中有数。”?就是这种刻苦好学、认真钻研的态度和精神，使捕捞专业出身的乐美龙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中，在长期从事与周边国家签订渔业协定会谈等实际工作中，逐渐成为了海洋法方面的权威专家。 有研究，谈判才能有底气 正如乐美龙一直所强调的，平时所做的积累和研究，没有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只有坚持深入的研究，谈判时才能够有底气。在有一次中日渔业谈判的过程中，日方武断的攻击我们不重视国际上的公约和意见，扬言有许多问题难以与我们进行谈判。乐美龙当即反驳道：“所有的国际渔业协定都是根据国家自己的利益来考虑的，对自己国家利益合理的当然会接受，如果对国家利益不利的，或者有影响的，当然就不能接受。我做我的事，你们做你们的事，包括你们日本在内。”日本人立刻否认，并提出除非中方举出具体案例。乐美龙说：“不用举例子，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四个公约：《邻海毗邻区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公海捕鱼渔业资源公约》，你们日本为什么《大陆架公约》不签字呢？就是因为《大陆架公约》对你们日本不利啊！” 后来参与谈判的同志们都私下询问乐美龙的专业背景，他们颇为笃定地猜测他肯定是从事国际法律方面的专家，否则不会对法律有这么深入的研究，把日本的外务省都给顶了回去。乐美龙感叹道，“我总觉得，不管我们学什么东西，都一定要认真负责，第一时间掌握资料，常年累积的知识在关键时候就有可能会发挥作用，当然也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一定要认真、细致，一定要把相关材料收集好，尽可能地去探究的更深，只有有了研究，说话才能有底气。” 为了国家权益，每“字”必争 乐美龙在长期从事与周边国家签订渔业协定会谈等工作中，常常为了坚持国家权益，寸土不让、每“字”必争。有一次，在中日渔业谈判协定拟定的过程中，我方在文字上明确表示：一方如果发现对方违规，应该及时通知对方，对方应把“处理后的结果”告诉另一方。而日方的表述不是告知“处理后的结果”，而是告知“采取的措施”。相对于我方“告知处理结果”的明确表述，日方所提出的“告知处理措施”的表达显得含糊不清，到底是怎样处理违规船并不能够确定，是停止作业？继续作业？还是罚款？吊销船长执照？于是我方就向日方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日方外务省的人员却表示绝对不能通过“处理结果”这几个字，因为日本所有签订的协定都有一个规定，凡是日本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所有协定中没有用过的词都不能通过，“处理结果”这几个字在日本谈判中从没有出现过，所以谈判不能通过，就算通过了到时候也会被国会退回来。乐美龙当即反驳指出：“那请问你们渔业的第一个协定是如何拟定的呢？”隐喻日方这个理由根本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方仍然不置可否，谈了很长时间也始终谈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乐美龙正式告诉日方：“在签订国际渔业协定过程当中，‘处理结果’四个字你们是用过的”。如此一来，对方十分紧张，提出能否告知是哪项协定。乐美龙说：“是你们自己签订的协定，为什么要我们来说？我只能告诉你们，你们在协定中用过这个词语”。日方立即提出暂停休会，查了一天资料。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时态度陡变，表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