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对善后救济主张的宣传和践行.doc

蒋廷黻对善后救济主张的宣传和践行 1942 年,随着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开始在英美的倡导下筹划战后世界的“善后救济”事宜。1943 年秋,在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任上的蒋廷黻( 1895-1965,湖南邵阳人,民国时期着名历史学家、外交家) 被派往美国,参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43年11 月9 日,包括中国在内的44 国代表在美国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 这样,作为联合国的第一个专门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简称“联总”) 先于联合国主体而正式成立。此后,蒋廷黻以联总中央委员会中国代表的身份常驻华盛顿,翌年春,去政务处长职,专任“联总”中国代表及中央委员会委员,参与“联总”早期的各种活动。 为了执行“联总”在中国的计划,负责中国的善后救济事务和开展相关活动,1945 年1 月,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 简称“行总”) ,任命蒋廷黻为署长。担此重任后不久,蒋廷黻就撰写了《善后救济总署之性质与任务》,特别是 1946 年初他代表“行总”撰写了《善后救济总署: 干什么,怎么干?》( 以下简称《干什么,怎么干?》) 一文,对“行总”的工作目标、任务以及中国善后救济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阐述了较为系统的善后救济思想。在此前后,蒋廷黻为宣传、践行自己的善后救济主张,在“联总”和中国国内做了大量细致的、具体的工作。 一 蒋廷黻的善后救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干什么,怎么干?》一文中,归纳起来大体为三个方面。 ( 一) 在阐述救济与善后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寓建设于救济之中”的理念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破坏和灾难,人们迫切需要得到救济,更需要战后的重建。因此,根据“联总”制定的相关政策规定,借鉴 30 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的“以工代赈”经验,蒋廷黻在《干什么,怎么干?》一文中首先对善后与救济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善后与救济都应兼顾,但善后是主要的,救济是次要的。 因为“前者是短期而消极的,体现了人道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然而难收一劳永逸之功效,而后者则为长期且积极的,它更多关注的是进步与发展。”[1]( P242)蒋廷黻虽然提出了“在某种条件下,救济是必须的”[2]( P3),因为有三种人急需得到救济---城市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所安身的人、孤儿和残疾人、穷苦的难民和流民,并 且 他 还 提 出 了 救 济 的 几 种 主 要 形式---急赈、特赈、工赈和遣送难民等。[3]( P21)但同时他又明确指出: “救济是消极的。救济本身不能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4]( P3)他还尖锐地指出: “许多人迷信救济,其实救济是治社会经济的最下策。”为此他估算分析说: “拿我们中央政府战前一年的整个预算去办救济,我 们 不 能 养 活 全 国 人 口 的 百 分 之五。”[5]( P3)何况联总筹备援华物资中,救济物资仅占1/3,善后物资占2/3.因此,他认为要从根本上医治战争的创伤,实现国家经济的复兴,拉近与“国际水准”的差距,仅仅只有救济这种短期行为是绝对不行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重视善后,即重视战后建设,实现生产自救,他强调: “善后就是救济,而且是最好的救济”,“我们的出路不在救济而在建设。”[6]( P4)据陈之迈回忆,还在 1944 年6 月他去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时,曾与蒋廷黻就中国的善后救济问题进行过交谈,当时蒋就提出: “倘如我们能够善用国际援助,于救济之外,兼顾建设,寓建设于救济之中,对于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7]( P47)当然,蒋廷黻还认为: “在未建设新的以前,我们必须恢复原有的。我们恢复了原有的铁路、公路、航运、电报、电话、工厂、矿场、水利、医院,然后可以建设新的。”[8]( P6)这就把“善后”过程中先恢复、再建设的关系作了阐释,从而明确了今后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由上可见,蒋廷黻在分析了救济与善后的关系后,强调了必须“寓善后于救济之中”,既做到标本兼治,又以治本---“善后”为主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救济的目标,使百姓最终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 ( 二) 提出了不同行业“善后”的各项具体措施与设想 既然“善后”重于“救济”,那么哪些行业、部门需要“善后”、如何“善后”? 蒋廷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见解。 首先,他把交通善后摆在首位。他的理由是: “在抗战时期。我们备受交通困难之苦。如不提前恢复运输和电信,纵使联总将来送我们许多粮食、衣料、药品和其他物资,这些好东西势必会堆积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港口,于内地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并无好处。若从长期的救济建设着想,交通也应该有最高的优先权。”[10]( P6)他还以津浦铁路为例,论证了他的这一“长期救济建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