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要理性.doc

教育改革要理性 中国教育问题的严重有目共睹,因此也无人否认教育应当改革,但目前的“教改”却出现某种“乱象”,令人担忧。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计,教改的“实验品”实际是千百万学生,稍有不慎便会影响一代人的“素质”和命运。因此与其有关的改革应当理性思考、尽可能全面筹划,要“谋定而后动”,而不是“轻举妄动”。当然,一些问题只有在改革的实践中才能暴露出来,难以事先预料,但现在应引起关注的是,不少“改革措施”明显脱离中国的现实,引发的问题本就显而易见。由于没有或不愿正视这些问题,这些措施实行之后引发了种种“乱象”。; 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公立学校,无论大、中、小学,并不“独立”,实际是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的一个行政单位。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实行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的改革,一定会使“招生腐败”更加严重,(不是说原体制就没有腐败现象,但原体制的制度原因使腐败相对不易,范围较小)因为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不仅有对本校子弟、各种“熟人”、上级领导无法摆脱的照顾,而且还不能不考虑对税收、工商、水电等“权力部门”的照顾。此点在已取消考试入学的初中招生中尤为明显,许多好学校都有“照顾”方方面面权力部门的专门名额。随着大学招生权力的渐渐扩大,这种现象在大学也日益严重,近日曝光的上海交大一份题为“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的特招生名单,“因那么清晰地记录下了百余名考生背后的六十几位社会的‘大人物’的‘影响力’——上至市长、部长下至干部病房主任而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李玮等:《上海交大的灰色论坛》,《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5期)各方对上海交大的批评、遣责当然是应该的,仅此远远不够,更应该分析其中原因何在,百年名校上海交大何以至此?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每到招生时各校有关人员早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其实上海交大这方面并非最严重的,进一步说,以上海交大的地位之尊,尚不得不照顾一些区干部、干部病房住院部主任之类,而远无上海交大之“尊位”的那些大学,面对的压力更大,这方面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在没有从体制上解决大学的定位问题、如何“非行政化”(能否或如何独立于行政部门)、管理方式问题(校园民主、教授治校、校长制、党委领导等)而扩大大学招生权,是教育产生“乱象”的原因之一,将严重冲击教育的“公正”原则,使腐败更加严重。; 废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是一些人主张的“教改”内容之一。统一考试当然有不小的弊病,但现在在这种高度集中、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仍时有“泄题”丑闻发生,如果考试权下放,此类事必当更多。现在甚至有人主张某些大学可以自己出题考试,一旦如此,其弊病必将更加严重,理由如前所述。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基本实行计划体制,统考而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将这种资源的分配不公凸现出来,暴露出高教资源分配中的“大城市中心”倾向。如果取消统一考试,人们将无从提出批评,无法形成压力改变这种分配不公,甚至会使教育资源的分布偏差更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教育更加发达,而偏远地方更加落后,教育的公平性受到严重损害。近年人们对北京批评较多,而对同样受到“过度照顾”的上海则批评较少,盖因北京参加了全国高考而上海是自行命题。鉴于此,北京已决定在2002年自选出题考试。废除统一考试,如何测评这种资源分配是否公正?; 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尽管改革的动机纯正、立意良好,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曾在《教育与社会》(《东方文化》2000年第1期)一文中曾写道:如原本是为提高素质而提倡的“文体特长”变为“升学加分”的条件,各种“特长”、“考级”不断升温,反而成为新的“应试”,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无处交。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原来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 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是无法因材施教,使一些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华的学生难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