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机构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doc

精机构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 ; 唐太宗执政之初,针对当时社会与经济的实际情况,适时地在政权机制、用人机制、行政效率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与整治,为鼎盛一时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战后百废待兴的窘况迫切要求执政者出台重大改革措施。经过连年的战乱,唐朝开国之初,“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可谓一派颓景,政府掌握的人口户数由隋朝的800万户锐降到230万户。唐武德末年,霜旱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田间颗粒无收,粮食价格迅猛上涨,一斗米的价值只抵得上一匹绢,一时间大量流民外涌;外加上突厥侵扰,边境州县出现骚动,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对刚刚取得政权的唐朝执政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与此相反,唐中央及地方统治机构机构臃肿,冗员过多的现象已经显露。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向关中进击的途中,迫于战争的需要,大量任命官员,“口询功能,手执官簿,一日除千余人”,这里的“除”是“任命”的意思,招引人才为李唐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唐朝政权建立之后,过多的官员现象又极易引发其他问题和矛盾。《资治通鉴》载:吏部“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举人至省,便拜官职”,最多一次,“集者七千余人”,且全部“随才铨叙,各得其所”,官员臃肿的问题可见一斑,就连“乐工杂类”,只要“术逾侪辈者”亦授之官爵。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库开支过大的弊端显而易见。冗员过多,也引起不良的连锁反映,官员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处事推诿扯皮,大小事务都不能决断,而要“咨禀尚书依违”,公事处理可谓“去无限程,来无责迟”。由此可见,低缓的行政效率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百废待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需要。; 在“官在得人,民去叹愁”的思想指导下,机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唐太宗目睹了“甲兵强盛”的隋朝顷刻瓦解的现实,也看到了长期战乱之后百姓的疾苦,意识到发展生产是迫在眉睫的要务,尽快理顺了执政思路,确定了“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的指导思想。用人方针更加明确,即“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着手机制改革。即位伊始,就明确地向房玄龄等人指出:“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其间,他以“千羊之皮,不及一狐之腋”的典故来引喻官员任用,以“谋夫孔多,是用不就”来引戒行政效率,提出“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房玄龄等人据此就唐中央政权机构和用人机制等方面拿出了重大的改革方案,尽管沿用了隋朝的三省六部的制度,但却将三省长官均为宰相,这种增设宰相人数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防止宰相专权,加强皇权;另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减少失误。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三省是协助皇帝执政的机关,凡是军国政要均由中书省拟出文稿,然后交由门下省讨论(可以驳回重拟),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辖六部,分管人事、财政、选举、军政、司法、土木工程等事务。在机构改革的同时,对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削减,精简后的唐中央机构仅有四百六十余人。新的改革方案规定,为了便于协调事务处理,朝中大臣一人可兼数职,例如:房玄龄以仆射而兼度支使,魏征以侍中而兼东宫官等;还规定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员年龄到了七十岁必须离职让位,以便提高办事效率。与此同步,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并,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在全国划分了河南、河北等十道,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应该指出的是,设置十道并无固定长官和治所,类似汉武帝开设的“十三部刺史”制度,只是为了巡视时使用。在各项改革措施推开的同时,引入法律机制加以保障,制定《职官令》对各级政府机构、官员设置做了明确得规定,可以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成功的机制大改革。; 精简机构,削减冗员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大的反响和反对。究其原因:一是隋末战乱中,农民军“得隋官及仕族子弟皆杀之”,及至唐初,贵族人士“隐居山野,不乐仕进”的思想依然存在;其二,疏导得力,被精简的官员“使其耕桑,任其商贾”,都有“本业”,并不存在生活问题;第三,符合当时得社会形势,且有房玄龄、杜如晦等要臣的支持与推动,这使得各项改革措施得以顺利展开,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因才授任,选贤任能,使得改革成果进一步扩大。果断地裁减大量冗员只是机制改革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发挥作用。唐太宗重视人才的选用,在下令“并省”时就对房玄龄等陈述了官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喻画地作饼,不可食”,在他看来,任用官员,宁可少而精,也不可多而滥,重要的是“得其才”,换言之,就是官的质量。贞观五年,随着各项措施的实施,社会生产条件的改善,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太宗对大臣们说:远夷率服,百谷丰稔,内外平静,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 纵览贞观年间在位大臣,都是有为才有位,不言“房谋杜断”,魏征、王圭等都是李建成的部署,“玄武门事件”之前力主太子先下手杀掉李世民,太宗即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