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doc

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 由于地方文献的形成及分布都比较复杂,因而收集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有更为特殊的素质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征集西南地方文献的实绩,向我们充分昭示: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心与识见力相辅而行。 一、西南文献的危境与北平图书馆的果敢决策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民族构成、人情风俗,历来给人们一种十分神秘的印象,也一直为中外机构和学者们所关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各方人士既感到迫切需要了解和研究西南,又认为这种动乱的年代正是搜集、收藏各种资料的绝好机会。当时,除了中日两国的有关机构与个人参与此事外,美英德法等国家也纷纷派人前往,趁机搜掠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一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而在中国方面,由于政府机关和重要文化机构的西迁,使大批的文化人士云集于此,特别是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如顾颉刚、方国瑜等人的到来,以及北平图书馆在昆明设立办事处等等,都为收集、整理和研究西南文献创造了良好的人力条件。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但学者们却可以利用比较有利的地域条件,就地开展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这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收集西南文献既面临着许多的危险和挑战,同时也蕴含了某些机会和条件,从事这项工作,需要识见,需要魄力,需要奋斗,需要牺牲。做好了这项工作,无疑对于保存祖国的文献、对于建设国家皆有莫大功劳;反之,如果放任民族文献流失他邦或者湮没毁坏,则将不利于祖国文化的发展,不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当时国家文献收藏中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可以称得上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北平失守之后,便与北大、清华等学校一起先迁至长沙,后又辗转到了昆明,继续坚持文献的采集、编辑、整理工作。1938年3月,在当时的代理馆长袁同礼的倡议下,于香港九龙蔡元培住宅召开馆务会议,即研究将征购西南文献(包括各种民族照片)和传拓西南石刻确定为昆明办事处的采访工作大纲;又决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并明确指定万斯年、邓衍林、袁同礼等人分别负责各项事务或具体落实完成①。北平图书馆在1940年1月18日呈报教育部的该年工作计划中,再一次将“西南文献”和“西南石刻拓本”作为1940年度的购书计划,并分别提出要求:“对于此项文献继续搜求,俾能成为有系统之收藏,以供学术界之研考”;“传拓云南、四川(广西石刻已入藏,贵州省为数甚少)之石刻,以便编印《西南石刻录》”。报告中所列当年出版计划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出版“西南文献丛刊”,共有《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民俗史料集》、《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图经》、《贵州图经》、《盘江铁桥志》、《黔南类编》、《滇粤要纂》、《桂胜》等9种;第二条关于汇集印刷馆藏目录,也对续编西南方志目录特别予以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示了北平图书馆领导层在战时的艰难情形下,对于收集西南文献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坚决做好收集与整理工作的明确态度。由于他们率先具备了这样的识见和态度,从而很快就在图书馆的采访和编纂环节,展开了一场广泛深入又富有成效的文献征集活动。 二、抢救稀见彝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文献 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活动中,首先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对武定彝族文献和丽江纳西族文献的艰难征购过程。 武定位于云南的西北部,境内居住多个少数民族,尤以彝族为多。在该地的凤土司署内,传藏了大量的彝文经典和文物。其中的彝文经及其刻板以及凤氏自宋以来的世系谱,无论就其版本还是史料,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英法德等国的官员和学者曾先后光顾,用各种手段取走或复录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被公布之后,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更多的外国人循此线索,纷纷赶赴武定,希望将全部典籍及文物予以收购。而土司本人则因国内正遭受日本侵略,当地的流匪也常常滋事骚扰,他担心这些古物难以保全,又加外国人诱以较优厚的价格,因而已动了出售之心。1943年,正在此地从事民族调查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学良先生得知此事之后,一方面想法接近土司本人及家族,劝说他们勿将藏品售予外人,另一方面则及时向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写信,呼吁史语所或其他文博机构设法购买这批珍贵文献。傅斯年很快将马学良的信转交给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希望由北平图书馆来购取这批文献。袁同礼先生在5年前就参与制定了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的决议,对马学良及傅斯年的这个建议当然格外重视。他在收到傅斯年转来马学良的信后,就立即起草了给教育部的呈文,请求划拨专项经费,同时委派已在昆明的北平图书馆编纂员万斯年先生前往武定,与马学良协商征购事宜。 万斯年虽与袁同礼有表亲之谊,但在接到袁同礼的指示后也丝毫不敢懈怠。他原本想带一同事相伴前往,但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于是只随身带了一些药品及纸墨,就匆匆地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