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行为，体察动机.doc

考证行为，体察动机 ; 【摘 要 题】文评与书评 ; 【正 文】 ; 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教授的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以下简称《史事考》)。我对于戊戌变法史只略知皮毛,当然不能对书中的诸多学术观点妄加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拜读之后,确也产生了不少联想——想到了近些年所看到的一些来稿和论着。故此文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 ;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园地中,戊戌变法绝对说不上是处女地。远的不说,近五六十年来,先是作为“三大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是作为近代化“四个阶梯”的一级,被众多专家反复耕耘,只是这几年似乎有些冷。我主观揣测,这种“冷”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试想,研究者“无惑”,又焉能热得起来?于是,人们就经常能看到一些边边角角、偏而又偏的题目,读起来颇感“食”之无味(那些“小题大做”,从小题目中开发出大意义的文章除外)。但茅教授竟写成一本洋洋52万言之大着,而且在我看来,提出并解决了许多有深度的学术问题。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就学术研究而言,拓荒固然是一条途径,但精耕熟地更可能高产。就是说,新题目容易做出新意,但也容易“浅”;而做老题目,虽说不易出新,可一旦做出来了,有时会很“深”,能揭示一般人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 《史事考》所提及的研究论着甚多,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成果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茅教授严谨的学风。他说:“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第162页)这是实话,但“往上爬”三字也并非可以轻易做到。《史事考》在涉及前人研究时,不但介绍论点,而且列出论据,甚至分析其论证的“理路”,即是在什么样的范式或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看出论点、论据均非难事,而看出论证理路却并不容易,因为原作者往往并不明言(甚至其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近年来史学界提倡学术规范,但相当一部分论着只是粗略地提到已有观点,连其论据尚未涉及,何论理路!在我看来,这个理路才真正是“先进者的肩膀”,如果连肩膀也没有看到,又怎么往上爬呢?走笔至此,我想说明一下,下文提到的戊戌变法研究,对于哪些是前人的贡献,哪些是茅教授的新贡献,在《史事考》中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我为了行文的方便,尽归于茅教授名下,祈读者鉴谅。另外,《史事考》在做出判断时用词严谨,极有分寸,而我在转述时很可能未体会出茅教授的深意,将只有七分把握的猜测说成有十分把握的断言。所以如果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要读《史事考》。 ; 一 ; 《史事考》对史料极为重视,而对档案的重视又远过于私家着述或野史。关于私家着述,史学界有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所见”指作者系当事人或目击者,“所闻”指同时代人的记载,“所传闻”当然就是后人做的了。史料价值随时间距离的拉长而趋低,但即使是当事人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如有些宫闱秘史,作为外人的野史的作者,写出来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何以知之?因此对私家着述,纵使合情合理也不可遽信。《史事考》第51-56页考察的“荣禄调兵”一事可作范例。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将之由按察使晋升为候补侍郎;初三日,康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并派谭嗣同去袁处商谈此事;同日,荣连发三电给总署,称英俄将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并调动聂士成军,又电令袁马上回天津,“整备听调”。实际上,英俄将开战、英舰泊大沽全是假的。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苏继祖、赵炳麟皆称,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遂造此谣,并准备以武力制袁。荣谎报军情、调兵、令袁回津事实俱在,时间、事理均合;康、梁等人即使不算当事人,至少也比一般的“时人”更了解内情;四人立场不同,分别记述,而皆称荣禄造谣。有了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自属顺理成章,但先是黄彰健,后是茅海建却不满足于此。《史事考》首先在时间上做文章,认为荣禄在得到袁晋升消息的同一天与其部属(聂士成等)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上海道蔡钧都有类似电报,即使荣能够控制其部属,从事理上讲也无力控制依、蔡二人;荣一边造谣,一边又要求总署以此谣言诘问英国公使,这在情理上不通;荣若造谣,便不会随即派员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更何况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乡闲居的杨度就信以为真,连康有为本人也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之作为论据。故而结论便是:“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 ; 如果是研究观念史、思想史,野史恰可作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文学作品亦有其用。不仅如此,即便是做政治史研究,私家着述亦有其用,如可作为补充证据,也可作为推断历史真相的线索。特别是研究者可以将档案与各种野史结合起来,或相互印证,或依据档案,“纠正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