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不同政治生态中的问责研究述评-甘肃行政学院.doc

中西不同政治生态中的问责研究述评 谷志军1 王 柳2 （1.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2.杭州行政学院，杭州 310024） 【摘 要】问责作为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和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虽然明确研究问责问题的历史并不长，但是问责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生态，必然导致了问责研究内容上的差异。本文旨在从比较的视角对中西不同政治生态中的问责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从中探讨这些文献对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问责研究；政治生态；非竞争性选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2-0022-13 　作者简介：1.谷志军（1985- ），男，湖南桑植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责任政府与问责制；2.王柳（1978- ），女，浙江宁波人，杭州行政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绩效评估与问责制。 　　基金项目：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权力运行中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批准号：2012C250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非选举政治下的决策问责制研究”（批准号:12YJC81004）。 收稿日期：2013－04－08 一、导论 问责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和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1][2][3](P63-64)从广义上讲，几乎公共管理中的所有问题都与问责相关。然而，不管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界，明确地研究问责问题的历史却不长，问责研究还是一个萌芽领域。[4] 问责作为近年来政治与公共行政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政治概念，其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虽然中西学术界在问责研究中存在一些共同之处，比如对问责理论基础的理解、对问责意义和作用的探讨等，然而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必然导致了研究上的诸多差异。由于政治生态的不同，客观上影响了学者们对问责概念的界定、对问责范畴的理解、对问责内容的探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等。在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中，问责是在竞争性选举（competitive election）的框架下进行的，选举被认为是最主要也最具合法性的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制度。尤其是到了20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继续完善和一些学者的努力，选举逐渐变成民主的代名词，并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问责制度。[5]因此，西方问责研究都隐含着这样一个假定：要实现问责首先必须建立选举民主，否则任何关于问责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而选举问责（electoral accountability）也被认为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种问责方式。[6][7][8][9]在此背景下，过去二十多年里西方学术界在问责的本质、维度、方法、技术、结果、困境和对策等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研究进展。与西方问责环境明显不同，中国的问责是在非竞争性选举（non-competitive election）的框架下进行的。[5][10][11][12][13]由于缺少竞争性选举的基本假定，在研究中国的问责实践时，就需要放弃学者们研究西方问责实践时所采用的演绎方法，转而采用归纳方法进行分析[14](P329-357)，在超越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非竞选政治中的问责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因此，中国问责研究兴起于对特定实践问题的反思，这就使得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在此背景下，已有的研究涵盖了问责的内涵、范围、理论来源、意义、存在问题和完善途径等各个方面。 本文旨在对中西不同政治生态中的问责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从中探讨这些文献对进一步研究的启示。文章首先从研究取向、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和研究启示等方面对西方竞选政治中的问责研究进行概括；然后从研究视角、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和研究启示等方面对中国非竞选政治中的问责研究进行概括；最后对两者进行比较总结并结合现实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 二、西方竞选政治中的问责研究 　　西方问责研究兴起于官僚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之中。[15]其标志性事件是弗雷德里克（Friedrich）与芬纳（Finer）就现代民主政府中的行政责任问题所引起的著名争论。[16][17][18](P2-32)在这场争论之中，芬纳主要聚焦于确保责任与问责的机制，而弗雷德里克则将问责看作一种责任感。正如芬纳所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和弗雷德里克教授的主要差异都在于：我坚持将责任理解为一种对政治家与行政官员加以纠正与惩罚的安排，直至解除他们的职务；而他则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责任是一种责任感，除了对专业标准的服从和忠诚外，这一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经审核的。”[17]弗里德里克与芬纳之争所提出的关键性问题至今仍然处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