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经典诠释的历史性与创造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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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经典诠释的历史性与创造性

王船山經典詮釋的歷史性與創造性 鵝湖月刊 → 2011 年 2 月 428 期共?15?頁【從第?11?頁至第?25?頁 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施盈佑 摘要 王船山著作浩繁,其中又是詮釋經典古籍為大宗,而歷來對於王船山經典詮釋的研究,已積累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則試圖從王船山詮釋經典中的「序」文中,開啟吾人認識王船山詮解經典的另一種契入視野。此視野乃是擇取《張子正蒙注序論》的「正之惟其始」與「不得不異」為基點,進而討論王船山經典詮釋的歷史性與創造性。最終說明其經典詮釋,既強調歷史性,亦尊重創造性,兩者之間又是彼此輔成,非是相互衝突的關係。 關鍵字: 王船山、正蒙、張子正蒙注、創造性、詮釋、歷史性 壹、前言 王船山(西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註1)早年懷著仕宦報國的理想,待其二十四歲(西元一六四二年)與兄王介之同中舉,明朝卻已是「國勢漸不可支」(冊一六頁七○)。不久之後,其二十六歲(西元一六四四年)時,南明弘光政權、隆武政權相繼滅亡;而二十九歲(西元一六四七年)這一年,二兄王參之、叔父王廷聘及生父王朝聘,則又接連逝世。歷經此國破親亡的王船山,遂將生命承擔轉換到另一個方向上,即「歸隱山林疏百經」(註2)。所謂「疏百經」,固然非有詮解「百經」之數,但王船山所詮解過的經典古籍,數量上確實頗為可觀。按現今通行的《船山全書》版本,王船山詮解過的經典,包括了《四書》、《老子》、《周易》、《尚書》、《春秋》、《莊子》、《詩經》、《禮記》……共約十二種。 有關王船山的經典詮解,前人研究已積累不少的成果,於專書名稱或論文篇名上,直接涉及此議題者,如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註3)、楊自平〈王船山《周易內傳》解經作法析論〉(註4)、孫華璟〈論王夫之《老子衍》中的經典詮釋〉(註5)、徐聖心〈王夫之《論語》詮釋之「應病予藥」喻辯—兼與方以智藥病說之比較〉(註6)……等等;另外,雖然未見於專書名稱或論文篇名,但卻散見於章節標題或行文者,如曾昭旭《王船山哲學》(註7)、張立文《船山哲學》(註8)……等等,此類更是不勝枚舉。顯然地,王船山的經典詮釋觀,受到研究者頗多的關注,亦即被視為值得探究的議題。而筆者綜觀前賢研究的豐富成果,在其看似抉發將盡的現況中,察見尚有可供討論的面向,而此面向即在於王船山詮解經典的「序」文中(註9)。正緣此故,本文嘗試去析論王船山詮釋經典中的「序」文,藉助此類序文所呈現出來的訊息,開啟吾人認識王船山詮解經典的另一種契入視野。又,王船山詮釋經典的序文之中,《正蒙注.序論》(註10)應是屬於義理思想的成熟之作,筆者汲取文中的「正之惟其始」(冊一二頁九)與「不得不異」(冊一二頁九),作為討論的展開基點,而其它序文如《老子衍.自序》、《莊子通.敘》、《船山經義.序》……等等,乃至於非序文的相關論述,則為行文輔證之資。 全文論述概分為二:其一是「『正之惟其始』的歷史性對話」;其二是「『不得不異』的創造性詮釋」。其下即分而論之。 貳、「正之惟其始」的歷史性對話 大體而言,前賢在王船山史學的研究上,多半會聚焦於《宋論》(冊一一頁一九至三三八)或《讀通鑑論》(冊一○)等作品;然而,王船山在其哲理性較為濃厚的撰著中,亦蘊含有深刻的史學元素。譬如當吾人閱讀《張子正蒙注.序論》之時,即可感受到「歷史性對話」。不過,倘若只談論序文的歷史性對話,是不足夠的,因為這種情況在其它思想家身上,也能夠找到相同例證。所以,本文在「歷史性對話」的基礎上,必須轉進一層去解析,為何「與歷史對話」是「必要」?簡言之,此種必要性的說明,正是《張子正蒙注.序論》所言的「正之惟其始」。下文先說明「與歷史的對話」,次而揭示「正之惟其始」的意涵。 一、與歷史對話 在《張子正蒙注.序論》的文字呈現中,吾人不難體認到一點,即王船山對於張橫渠《正蒙》的詮釋,絕非只是立足在《正蒙》這部著作上,而是具有更宏觀的歷史視野。且援引《張子正蒙注.序論》中的一段文字為例: 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繇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冊一二頁一一至一二) 按此段引文所示,王船山面對張橫渠(西元一○二○─一○七七)之學,乃是從周濂溪談至王伯安,也就是將張橫渠置放在宋明的歷史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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