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经典诠释的历史性与创造性.doc

王船山經典詮釋的歷史性與創造性 鵝湖月刊 → 2011 年 2 月 428 期共?15?頁【從第?11?頁至第?25?頁 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施盈佑 摘要 王船山著作浩繁，其中又是詮釋經典古籍為大宗，而歷來對於王船山經典詮釋的研究，已積累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則試圖從王船山詮釋經典中的「序」文中，開啟吾人認識王船山詮解經典的另一種契入視野。此視野乃是擇取《張子正蒙注序論》的「正之惟其始」與「不得不異」為基點，進而討論王船山經典詮釋的歷史性與創造性。最終說明其經典詮釋，既強調歷史性，亦尊重創造性，兩者之間又是彼此輔成，非是相互衝突的關係。 關鍵字： 王船山、正蒙、張子正蒙注、創造性、詮釋、歷史性 壹、前言 王船山（西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註1）早年懷著仕宦報國的理想，待其二十四歲（西元一六四二年）與兄王介之同中舉，明朝卻已是「國勢漸不可支」（冊一六頁七○）。不久之後，其二十六歲（西元一六四四年）時，南明弘光政權、隆武政權相繼滅亡；而二十九歲（西元一六四七年）這一年，二兄王參之、叔父王廷聘及生父王朝聘，則又接連逝世。歷經此國破親亡的王船山，遂將生命承擔轉換到另一個方向上，即「歸隱山林疏百經」（註2）。所謂「疏百經」，固然非有詮解「百經」之數，但王船山所詮解過的經典古籍，數量上確實頗為可觀。按現今通行的《船山全書》版本，王船山詮解過的經典，包括了《四書》、《老子》、《周易》、《尚書》、《春秋》、《莊子》、《詩經》、《禮記》……共約十二種。 有關王船山的經典詮解，前人研究已積累不少的成果，於專書名稱或論文篇名上，直接涉及此議題者，如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註3）、楊自平〈王船山《周易內傳》解經作法析論〉（註4）、孫華璟〈論王夫之《老子衍》中的經典詮釋〉（註5）、徐聖心〈王夫之《論語》詮釋之「應病予藥」喻辯—兼與方以智藥病說之比較〉（註6）……等等；另外，雖然未見於專書名稱或論文篇名，但卻散見於章節標題或行文者，如曾昭旭《王船山哲學》（註7）、張立文《船山哲學》（註8）……等等，此類更是不勝枚舉。顯然地，王船山的經典詮釋觀，受到研究者頗多的關注，亦即被視為值得探究的議題。而筆者綜觀前賢研究的豐富成果，在其看似抉發將盡的現況中，察見尚有可供討論的面向，而此面向即在於王船山詮解經典的「序」文中（註9）。正緣此故，本文嘗試去析論王船山詮釋經典中的「序」文，藉助此類序文所呈現出來的訊息，開啟吾人認識王船山詮解經典的另一種契入視野。又，王船山詮釋經典的序文之中，《正蒙注．序論》（註10）應是屬於義理思想的成熟之作，筆者汲取文中的「正之惟其始」（冊一二頁九）與「不得不異」（冊一二頁九），作為討論的展開基點，而其它序文如《老子衍．自序》、《莊子通．敘》、《船山經義．序》……等等，乃至於非序文的相關論述，則為行文輔證之資。 全文論述概分為二：其一是「『正之惟其始』的歷史性對話」；其二是「『不得不異』的創造性詮釋」。其下即分而論之。 貳、「正之惟其始」的歷史性對話 大體而言，前賢在王船山史學的研究上，多半會聚焦於《宋論》（冊一一頁一九至三三八）或《讀通鑑論》（冊一○）等作品；然而，王船山在其哲理性較為濃厚的撰著中，亦蘊含有深刻的史學元素。譬如當吾人閱讀《張子正蒙注．序論》之時，即可感受到「歷史性對話」。不過，倘若只談論序文的歷史性對話，是不足夠的，因為這種情況在其它思想家身上，也能夠找到相同例證。所以，本文在「歷史性對話」的基礎上，必須轉進一層去解析，為何「與歷史對話」是「必要」？簡言之，此種必要性的說明，正是《張子正蒙注．序論》所言的「正之惟其始」。下文先說明「與歷史的對話」，次而揭示「正之惟其始」的意涵。 一、與歷史對話 在《張子正蒙注．序論》的文字呈現中，吾人不難體認到一點，即王船山對於張橫渠《正蒙》的詮釋，絕非只是立足在《正蒙》這部著作上，而是具有更宏觀的歷史視野。且援引《張子正蒙注．序論》中的一段文字為例： 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繇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冊一二頁一一至一二） 按此段引文所示，王船山面對張橫渠（西元一○二○─一○七七）之學，乃是從周濂溪談至王伯安，也就是將張橫渠置放在宋明的歷史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