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doc

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 —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 　　[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对于该论题，研究者大多从二元对立的关系予以思考，或是从宏观层次上进行理论的演绎，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晋江模式的演变作为具体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考察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研究表明，在晋江的二次创业时期，其经济的动力已由民间力量驱动型转为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驱动。这种“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将为我国构建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应该成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诉求和努力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改革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的转变之后，不少学者都主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韩竹林，1989），理由是在过去计划体制时期的经济活动中，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矛盾在于国家正是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削弱国家的作用在许多条件下实际等同于削弱推进现代化的动力。 由于后发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常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为实现利益的整合，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惟一和最后的手段。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朝着“强国家-强社会”的方向发展（唐士其，1996）。但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观理论的演绎上，而从这一层次来检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却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流于静态的学理分析和描述，结果使这种“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因此，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寻找到一个能具体地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在对闽南晋江地区进行长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国家行为与经济增长、社会发育的关系，探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建立条件及其对中国寻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 　　二、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职能的扩张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海峡，以其独特的农村工业化方式被中国社会广为重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多次到晋江地区作田野调查，收集到丰富的文献和口访资料，观察这一地区特殊的人文历史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的互动，试图揭示晋江模式的阶段性特征（贺东航，2004）。 　　晋江工商业的发展历史颇为久远，远在唐、宋时期，泉州、晋江地区的丝绸、陶瓷业即相当发达、海外贸易十分兴盛。元时，泉州更是以其发达的港口贸易获得了“东方的亚历山大港”的美誉。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这一区域逐渐形成了崇商重贾的海洋型商工文化。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一地区同全国其它地区一道开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人文背景，晋江地区的民间工商业仍或隐或现。即使在全国限制私有经济发展，大砍“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晋江地区的民间工商业还是以地下工厂等方式活动（贺东航，1998）。改革开放以后，晋江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晋江的发展道路被费孝通等著名学者称之为“晋江模式”（费孝道、罗涵先，1988：144），作为索解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有效范式而被屡屡提及，也引发了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相当频繁的探讨。 　　就晋江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晋江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个世纪70年代至1992年晋江撤县建市，这个时期属于晋江的第一次创业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从1992年至今，这个时期属于晋江的第二次创业时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一区域海洋型商工传统让晋江人较早适应改革开放的潮流，以强烈的开拓意识办起了民间工业，开始了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迅速转变。在第一创业时期中，政府多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贺东航，1999），尽可能为当地民间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空间，起步时不强求规范， 这一时期晋江经济的动力主要依靠地方社会的内生力来自我发展。 　　进入1992年后，晋江开始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其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需要政府参与干预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晋江地方政府开始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积极介入经济领域，从“无为而治”到“有为而治”，动员资源去实现国家的、社会的、以及它自身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随现代化进程加快而不断扩张，由此开创了由政府主导为重要内容的二次创业时期。 　　在二次创业时期，随着晋江社会经济发展，政府作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增加了相应的职能部门。新增的部门涉及能源通讯、环境保护、劳动监察、金融管理等、还有因晋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