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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张前程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 摘要：本文基于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机理。文章认为，现代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直接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为制造业产业链升级提供了动力机制；同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会通过服务外包、产业关联、资本深化以及空间集聚等方面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为制造业产业链升级提供适宜的“温床”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促使制造业产业主动或被动升级，从而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文章最后给出本文结论对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 制造业 产业链升级 一、引言 目前世界工业化国家最显著的发展特征就是现代服务部门的增长，其中有个最引人注目的70%，GDP总值中，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左右服务业在就业和GDP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大多被物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用于最终消费和贸易的商品和劳务中，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力支撑把处于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转移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好地区，Rivera-Batiz（1998）指出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或中间需求，由此构成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Andersson（2004）认为，现代服务业分布是制造业分布的函数；反之，制造业分布也是现代服务业分布的函数。这二者之间具有基于“客户—供应商”联动效应的关系。Horst Raff和Marc von der Ruhr (2001)则基于FDI对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作了研究。认为现代服务业的FDI具有明显追随下游制造业的FDI的倾向，并且运用美国1976-1995年在25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相关假设,实证结果表明，现代服务的FDI通常都追随制造业的FDI。 波特（2002）认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专业化的、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即需要有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匹配，而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反过来也取决于高端制造业对其的需求。基于此，有学者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剖析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Hansen（1990）指出，在知识技术主导型生产体系中，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融合，现代服务业在扩展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均收入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Horst Raff等人（2001）的研究也表明，现代服务的多样性降低了东道国制造业成本，使当地的投资环境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使制造业的FDI相应增加。 还有学者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角度探究了现代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比如，Abraham和Taylor（1996）认为，更多的企业愿意通过外部市场来购买专业化的服务，而不愿意进行内部自我提供，其主要原因在于外购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和使得服务业能进行专业化生产。Antras和Helpman（2003）、Feenstra和Hanson（1996）则在全球生产体系纵向分离的背景下分析服务业外包及其效率。 近年来，关于现代服务业及其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李善同，2002；刘志彪，2006；刘培林、宋湛，2007；程大中，2008）。刘志彪（2006）指出，脱胎于制造业母体的现代服务业，可以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并且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构成要素，是其心脏、脑袋和起飞的翅膀。顾乃华等人（2006）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如中国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越突出。江静、刘志彪（2007）则基于我国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关系，指出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是制造业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而程大中（2008）的研究结果似乎并不乐观，他采用投入－产出法并基于截面数据，分析了中国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指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影响力系数较小，对其它各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较低，即其与各后续生产部门的关联程度较低。 既有研究虽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于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微观作用机理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适当的数理模型，从数学推导和逻辑分析方面深入剖析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机理。 三、一个数理模型 江静、刘志彪（2007）借鉴Ciccone和Hall（1996）的模型分析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关系，本文同样借鉴该模型，使用D-S垄断竞争框架分析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机理。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