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GDP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创新的抉择.doc

林业局：生态GDP--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创新的抉择 分享到...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生态文明”、“生态产品”、“生态效益”等字眼在十八大后成为热频词汇，备受关注。那么当谈及现阶段的热点问题“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建设”时，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最好的途径是现行的“绿色GDP核算”吗？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种核算是真正符合生态文明评价制度要求的？下面就让我们追随林业科学家的脚步解开这个谜团。 　　先天不足：绿色GDP自诞生起就存在缺陷 　　绿色GDP是在西方国家认识到工业GDP的弊端后提出来的，许多组织或个人为此纷纷提出了解决办法，如可持续收入思想、生态需求指标（ERI）、净经济福利指标、净国民福利指标等观点。这些观点都认识到了现行GDP是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自然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为代价的，使得人类居住环境日益恶化。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组织出版了《环境进展的监测》，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其内涵就是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减去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价值。然而，这个概念并没有涉及到与生态产品、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建设相关的理念。不难看出，该定义自诞生时起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首先，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价值相关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简单地认为“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必然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这就将绿色GDP从出发点上决定了是GDP的减量因素（做“减法”），它只是简单的在核算中扣除了消耗，表现的仅仅是经济的实际水平，仍没有通过核算把人为干预下实际存在的生态价值统计出来（做“加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进而制约了创造生态价值的积极性。 　　其次，可持续发展是绿色GDP核算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即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绿色GDP的概念本身反映的是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即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而没有反映出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的相关关系。因此，只能说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而不是全部。由此看来，简单地认为绿色GDP的提出乃至其核算就能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可以推进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建设，就未免显得偏颇。 　　再次，绿色GDP的概念体现的是存量范畴，而资源再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属于流量范畴，如何实现流量与存量的紧密衔接，这是该定义中没有反映出来的。也就是在定义的过程中仅仅考虑了消耗资源的量，而没有考虑资源再生产的价值，即生态效益。当前的传统社会已经向现代生态社会转型，如果只是竭泽而渔，只注重绿色经济的发展而对地球形成生态欠账，那么绿色GDP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是负数。因此，只有将存量考虑进去，才能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再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调节各级政府对环境资源的态度。 　　现实尴尬：绿色GDP核算制度难以推进 　　自绿色GDP诞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开展了本区域内的绿色GDP核算。如博茨瓦纳共和国将水资源的消耗计入其内；德国计算了自然资产价值和污染破坏价值，其间最主要的是污染破坏价值；丹麦注重能源的消耗价值；挪威纳入了自然资源价值；加拿大核算了环境资源价值；墨西哥也将石油、各种用地、水、森林等资源纳入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国以政府名义发布的绿色GDP结果。由此可知，国外的绿色GDP核算同样没有正确地正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因而忽略了自然界的主动性，即自然界自身的生态效益。这也是绿色GDP核算制度推广的艰难所在。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绿色GDP时代”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也日益凸显。“GDP至上”、“以总量论英雄”等发展观念虽然得到了有力纠正，但是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仍然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生态建设”的误区。当前，用绿色GDP考核政府业绩及党政官员政绩的评价方法一直难以开展。原因在于，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这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由于过去是单纯的GDP增长的考核指标，现在却要在此基础上做“减法”，这就有可能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由此形成诸多阻力。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污染扣减指数为1.8%。两项合计，需要扣除当年GDP的4.85%。而2004年，我国GDP增长率为10.1%，这也就意味着增长率的将近一半被环境退化所抵消。当然，这个结果还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绿色GDP核算结果。因为它只是计算了环境退化价值，而没有计算资环损耗的价值。若是再将资源损耗价值扣除，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