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供参习.doc

“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礼记·礼运》开篇便写道：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这400多字的一段话，便是古往今来被人们称颂不已的“大同小康”之论。《礼运》篇的作者明确地把“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权和著作权归之于千百年来无出其右的大思想家孔老夫子名下，并言之凿凿地说这是孔老夫子在“与于蜡宾” 事毕，对他的得意门生子游（姓言名偃）发表的一番宏论。对于《礼运》作者的这一说法，古往今来经历了一个始信终疑的曲折过程，且迄今仍在争执，靡有定论。“大同小康”之论的作者问题似乎成了一桩难以了断的公案。笔者认为，鉴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鉴于“大同小康”之论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尽快辨明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的关系，有着非凡的学术意义。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略陈管见。一为有助于问题的展开，我们不妨先把历史上围绕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关系的纷争作一番大致的回顾。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自《礼运》成篇以后，直到有唐一代，人们对“大同小康”之论出自孔子之口不曾提出过怀疑，也就是说，人们是接受了孔子是“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者的说法的。但是到了宋代，形势突变，有数位重量级学者先后提出质疑，认为《礼运》所记非孔子语。如北宋时期曾被神宗皇帝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的李清臣指出：《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1]南宋时期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著名学者吕祖谦，在与朱熹的一次通信中写道：蜡宾之叹，自昔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2]有宋一代首屈一指的大儒、理学巨擘朱熹说得更为肯定：《礼运》不是圣人书。胡明仲云：“《礼运》是子游作，《乐记》是子贡作。”计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浅。[3]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也怀疑“大同小康”之论是孔子语，说道：篇首匠意，微似老子。[4]通观以上四位学者的意见，无论是直接否定，如吕祖谦、朱熹，还是间接否定，如李清臣、黄震，他们都是从“大同小康”之论本身发现了其与孔子思想的差异，并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时至元代，“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说法似乎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学者们的观点更鲜明，意见更直白，这从《云庄礼记集说》一书中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来。如书中引石梁王氏的话说：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所谓孔子曰，记者为之辞也。[5]《云庄礼记集说》一书的作者陈澔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6]而同一时期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却难以见到。这显然说明，“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已经成为当时学者们的共识。明清两朝，特别是清代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竟也不闻对此一观点的反诘之声，可见，“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甚至可以说，其在当时已堪称定论。不过，主张“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历代学者都不曾围绕自己的观点展开有理有据和具体细致的论述，这就为后来的纷争再起留下了隐患。历史进入19世纪末，康有为基于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置前代学者们的定论于不顾，不加解释地重申《礼运》篇的旧说，“单独目孔子为大同学说的创造者” [7] ，从而拉开了关于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两者关系的学术争论的序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问题，尖锐对立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两派中，钱穆、梁漱溟、吴虞等持否定的看法，综合起来说，他们据以否定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大同小康”之论系承“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云云而来,而据东汉郑玄《礼记注》:“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亦祭宗庙。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三国王肃《孔子家语》确指“仕鲁”为“为鲁司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清代崔述考证说：孔子52岁,为司寇[8],此时子游年仅7岁；孔子55岁去鲁,子游不过10岁。综合上述几点,孔子难以与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