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doc

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 2000年第2期 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院) 　　从1550年开始，中国人和欧洲人就自然研究的意义问题相互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某种竞争的性质。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地环境不同，在印度1700年以后英帝国的权力能够支配本地人与西方人之间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术语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直到1900年，自然研究都是本土主义的帝国计划的一部分，用以掌握和控制那些揭示了什么算是合法的自然知识的西方观点。双方都将相互竞争的调和计划看成是一种好东西，都将对方有关自然研究的形式转换为可以接受的地方性的知识习惯。并非没有争议的一点是，到了1600年，欧洲在基本机器如钟表、螺丝、杠杆以及滑轮的生产方面已经领先，这些机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生产的机器化。但是欧洲人仍然在向中国人寻找丝绸、纺织、瓷器和茶叶生产的技术秘密。反过来，中国儒士从西方人借得崭新的代数符号(起源于印度-阿拉伯)、几何学、三角学和对数学。确实，现代西方科学的认识论前提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中国获得胜利。直到1900年，中国人是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解释早期现代欧洲的转变的——从科学知识的新形式到工业力量的新模式。 　　因此，低估中国人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掌握耶稣会士的西方学术(称作西学或格致学)的努力，将会是一种历史编纂的错误。儒家学者和政府中的皇家历法专家，根据本土主义的学术传统来解释现代西方早期在自然研究方面的成就，他们还用这种传统来评价和应用耶稣会士的特殊技巧。这一“地方性的”研究程序，既不代表着本土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意味着温和的科学革命的开端，至少用西方的标准来看是如此。直至十九世纪末，晚期帝国的汉族人和满族人既不寻求西方式的现代性，也不是按纯粹的反西方意识形态的方式而行动。虽然有时北京的宫廷政治从中调停，而耶稣会士作为西方潮流的承载者，因其要在对“旧”学满意的当权者中产生“新”学而面临政治上的敌意。 　　与彼德·温奇的观点一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尚未拥有恰当的学术范畴与我们称之为“自然研究”和“自然史”的中国前现代的框架相类似。此外，正如多纳德·F·拉赫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学术框架中分析现代早期欧洲学术的秩序同样是有问题的。要理解中国人自己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前现代框架，正如理解有关早期现代欧洲的知识体系一样，我们应当首先尝试扩展我们自己的理解，为它们留出空间。下面正要做这种尝试。我们将通过在总体形式上重建解释共同体，把中国的自然研究置于其自身之内在和外在的语境中。 　　简单地以我们现代西方人自己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人有关自然世界的观点，与通常的叙述——西方在科学上“成功”，而中国人则遭受“失败”——相去并不远。以下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在自然研究方面，与早期现代欧洲相比，所谓的“优势”或“劣势”是要加括号的，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判断。确实，有关欧洲从1700年开始(有人会错误地说自从1500年)即垄断现代科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前提，必须首先解构掉；我们才可以比较从1550到1800年之间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精英(他们决不感到处于劣势)和现代早期的欧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博学的中国儒士拥有一个很强的心智传统)之间关于探索和测量自然世界的两种文化历史性的对话，并确定其语境。 　　不幸的是，今天学者们就“科学”(=“自然研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角色所做出的一个最普遍的判断是，在1300年左右以后直到耶稣会传教士十六世纪到达中国之前，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持续衰落。12当利玛窦(1552-1610)描述中国人在明朝(1368——1644)末期的科学威力时，他注意到他们“不仅在道德哲学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而且在天文学和数学的许多分支也同样如此。他们一度在算术和几何学方面相当精通，但是在对这些学术分支的研究和教学方面却多少有些混乱。”利玛窦下结论说：“对数学和医学的研究不受尊重，因为他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得到荣誉的支持，研究者受哲学的吸引是希望获得与之相联系的荣耀和奖赏”。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在宋代(960-1280)和元代(1280-1368)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但是从明代开始迅速衰落。这一长期盛行的观点受到了最近研究的挑战：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之前，明代儒士非常关注数学和天文学的改革。其他学者指出，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为了其宗教的目的，曲解了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这种自我服务的策略，使得关于欧洲天文学的新潮流产生了自相矛盾的信息，弱化了他们将欧洲科学传播给明末儒士所取得的成功。从这一新的视角来看，明末学者并没有因为通过耶稣会士与欧洲天文学接触而摆脱其科学的“衰落”。相反，他们自己重新评价其天文学的传统及其目前的不足，成功地考虑由耶稣会士引进的欧洲科学的相关特点。 　　有观点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