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doc

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 ——浙东峨村调查 《中国研究》2009年秋季卷 内容摘要： 经历过社会主义平等话语洗礼的农民在心理上对于村庄社会的急剧分化显得难以适应，贫富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积累了不少怨气，交往圈互相分离。而在当前强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先富能人主政村庄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从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富人本能地以经营企业的方式来治理村庄，在他们强调执行效率的治理模式面前，普通村民的话语权极其微弱。峨村的个案显示，公私矛盾与贫富对立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纠缠在了一起，对富人村干部们的道德优越感心怀怨气的少数村民最终选择越出村民自治的框架，通过信访等形式进行非制度的政治参与，村庄的公共性呈现出萎缩的态势。1980年代建立于均质性社会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如何作出适应性调整成为一个问题。 关键词： “气” 社会分化 富人治村 村民自治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民营经济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勃兴，先富能人当选村组干部成为当地农村一道常见的政治风景。据《都市快报》报道，2002年先富群体占浙江省新当选村委会委员的比例达30%，而在义乌、永康、瑞安、乐清等地则高达60%。[①]江苏等地农村在“苏南模式”解体之后，也出现了大量“先富参政”的现象，如江苏射阳县就明确规定：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个人资产必须在10万元以上。[②] 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立足于政治学的学科背景，将农村社会分层与先富能人的参政作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通过分析村庄中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间的复杂博弈来展现富人主政时的村庄权力结构与治理格局（仝志辉、贺雪峰，2002；陈潭、刘祖华，2004；卢福营，2007），并从基层民主政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富人治村的价值意涵及其未来趋势（任强，2005；卢福营，2008；黄俊尧，2007、2009）。一方面，学者们观察到能人主政的村庄治理无论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公共福利，还是在提高村庄公共整合能力等方面均显示了积极的效应，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理论推演指出了富人治村可能存在的与基层民主的矛盾。 上述研究基于特定的时空基础对农村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富参政现象作出了剖析，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创意的理论框架。然而，这些文献囿于政治学的学科视野，较为偏重选举与治理等政治现象本身，对村庄政治得以展开的整体社会生态关注不够，且分析对象往往集中于少数精英，缺乏普通村民的视角；因而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类型学的概念抽象与理论推演容易忽略掉一些场景化的重要细节。基于此，本文试图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村庄的分层在政治场域中会有怎样一种生活化的呈现？这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 2009年10月份，我们一行5人在峨村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查，在村庄中与村民们朝夕相处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质性感受：在这个经济急剧分化的村庄里，贫富间的心理隔膜在富人主政的背景下与公私间的利益矛盾相互交融，部分村民与富人村干部们在日常互动中所积累的“气”直接促发了他们的行动，并成为影响村庄治理格局的关键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气”的概念要放在中国文化的小传统中去理解，如“人活一口气”、“做人要争气”、“不要去赌气”等等。陈柏峰（2007）在他的研究中给出的定义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应星（2007）在关于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指出，“气”是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来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于追求峨村个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而是希望通过对它的深入解剖抽象出社会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一些基本特征。 二、村庄政治中的“气”的展演 （一）村庄概况 峨村位于浙江省甬城东郊，丘陵状地貌，属宁绍平原的延伸部分。全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共有341户，953人，耕地面积930亩，山林面积2310亩。村委会档案资料显示，1983年以前，村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产业，由于山瘠地薄，稻谷产量偏低，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八十年代中期，村里由个别致富能人引入了花卉和苗木种植。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花木市场行情趋旺，村庄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大幅调整，花木产业全面兴起，村民的经济收入转为以花卉生产及承接绿化工程为主要来源。此外，村内还陆续出现了小型民营企业7家，企业职工50多人[③]。2008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3万元。 最近十多年来，峨村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急剧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分化是指村庄内部出现的劳动分工，而纵向分化则是指收入水平上出现的梯度分布。 首先是村庄内部的横向分化。在整个花木经济的产业链上按照实物流向依次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