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诠释与文化发展.doc

从“翻译”看“训诂”与“诠释” ——兼论“圣作贤述”的诠释原则 本次会议将“训诂”与“诠释”并列讨论。其中，“训诂”的含义是明确的，它是中国“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诠释”的意思则不太明确：它既可以指“训诂”理论的诠释规则，又可以被视为对西方诠释学的Auslegung或interpretation概念的翻译。作为“外语概念”的“诠释”代表着西方的哲学学问，即Hermeneutics，诠释学。 基于对“诠释”的这种歧义性理解，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也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对传统“训诂学”的讨论；其二是将这种汉语诠释传统与西方的“诠释之学”进行“格义”的讨论。后一层面的讨论在我们这里似乎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如果不考虑西方诠释学的存在，中国“训诂”理论本可以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专门学科而“独立”发展，对它的研究与我们大体无关。只有引入西方诠释学这一参照，我们才会思考：（1）中国是否具有自己的、作为西方Hermeneutics之对应物的诠释理论？（2）一旦考虑到西方诠释学的提问方式，我们在中国传统诠释理论中可以开辟出哪些新的问题域？ 本文将循着这两个向度的问题进行讨论。 1、从“翻译”角度看“训诂”与“诠释” 中国是否具有自己的、作为西方Hermeneutics之对应物的诠释理论？对此，国内学界近年来多有讨论。这里兹列举两种对立观点。 汤一介先生在建立“中国诠释学”等五篇文章中认为，西方诠释理论作为现代之“学”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中国的包括训诂理论在内的文本诠释理论由来已久。现在需要对后者进行转化，以建立一种“中国诠释学”。这个思路显然与西方诠释学的启发有关。 而余敦康先生在《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进路》讲座中对汤先生的看法提出质疑：“现在有种看法，认为诠释学好像西方才有，中国没有。汤一介说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还要你来建立？早就有了。中国的经典诠释学，从先秦就有了。这还要你建立吗？所以那个说法本身就不对。 以上讨论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翻译”视角：汤先生的看法是说，中国固然有作为“小学”或“训诂”的传统诠释理论，但现在需要建立一个与西方的Hermeneutics“等值的”诠释理论。而余先生则认为，我们早已具有与西方诠释学“等价”或“等效”的诠释理论。要澄清相关的问题，我们显然必须把“翻译”当作重要的诠释学追问手段。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察： 第一，从“可译性”角度出发，训诂学与西方诠释学之间的共通性一望可知。“训诂重义”，西方诠释学亦可归结为“意义理解或诠释”理论。二者的等价似乎没有问题。 但上述“可译性”观察是十分皮相的。因为“训诂”乃至传统“小学”作为一种“学”，其“思想制度”与西方的hermeneutics十分不同：西方诠释学经历了一个由“特殊的诠释学”（specialized hermeneutics）向“普遍的诠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的转变，这一看法已由施莱尔马赫提出，并由狄尔泰和伽德默尔加以确认。所谓“特殊诠释学”是涉及特定诠释对象的诠释理论，它在施莱尔马赫那里主要指与《圣经》翻译有关的解经学（exegesis）。而“普遍诠释学”虽可视为施莱尔马赫学说的代名词，但其“普遍性”诉求却使它超越了特定诠释对象，毋宁说它是以“诠释”自身为讨论对象。“训诂”作为对中国传统经义陈述的“意义诠释”的学问，至多只能被归入“特殊诠释学”。因此，余敦康断言“诠释学”在中国古以有之，显然没有注意到特殊诠释学和普遍诠释学的区别。 第二，我们还可以凭借对“翻译”概念自身的分类来进一步观察“训诂”与西方诠释学的“诠释”概念的区别。梁启超在上世纪初叶将“翻译”分为“以内翻外”和“以今翻古”。据此，“训诂”显然属于“以今翻古”，究其原因乃在于，“盖语言易世而必变，既变，则古书非翻不能读也。”换句话说，由于语言的历史流变，那些年代久远的文本看起来更像是“外语文本”。如今大陆研究生考试把“古汉语”列为外语，这就证明了这一点。 与这种“以今翻古”的“训诂”理论相比，当代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概念具有广泛得多的含义。在梁启超后近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雅各布森针对“翻译”概念提出了更加精细的区别，即所谓“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以及“非语词性的符号间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有这一切均属于诠释学中的“诠释”概念的适用对象。另外，从对象上说，诠释学的“文本”（text）概念也不仅涉及作为古代经典的语词构成物，而且包含一切具有“理解/诠释”可能的诠释对象。由于这个缘故，大陆学界将西方诠释学中的“text”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