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的经济与财政调查.doc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 财政与经济资料 陈 锋 提 要：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调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在各种日本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报告中，汇集了大量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资料，日本的对华调查活动以及相关的调查报告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本文除了缕述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活动外，主要在于揭示相关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 关键词：清末 民国 日本 调查 财政 经济 资料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大开，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近邻的中国，以促进商贸，成为朝野上下的迫切愿望，如大隈重信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撰写的“序”所言：“自中兴之后，订通商之约，于是彼此往来，懋迁之业大兴矣。贸易之道，知彼为要，凡其国政教风化，地理民俗，物产之丰歉，人情之好恶，必精察审知，然后时措之宜。今我之于支那，对立东瀛，同种同文，通交最久，宜人人熟悉其国情。而其实有不然者，概皆知古而昧乎今，见外而遗乎内，莫有能综计而详说之者。其非观国之术有所未至邪。是以业贸易者，未免有望洋之叹焉”。也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明治末年展开了对晚清国情的大调查，这一时期，除了各种单独成册的调查报告外，大型的调查资料汇编如《支那经济全书》等也相继出版。松方正义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所作的“叙”曾感叹道：“所谓经济事项者，网罗靡遗，本末具举，洋洋乎大观哉。此书一出，其裨益于我贸易产业者，岂浅鲜也乎”？如果说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大调查，出发点在于开展或促进贸易，那么，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调查，意旨又有所不同，如曾任满铁总裁的松岡洋右所言，满铁的调查关乎日本国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满洲国”的建国和建设。事实上，不单是满铁的调查，其他的有些调查活动也直接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侵略相关联。但是，由于历次调查汇集起来的翔实的调查资料，涉及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又确实可以弥补中国文献记载的不足，对深化某一领域或某一门类的研究大有裨益，因此，日益受到学界的注意。即使是调查活动的本身也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本文仅就视野所及，揭示相关调查报告以及调查资料汇编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以期有助于国内学者的历史研究。 一、 晚清的调查资料 1、日本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报告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就不断派员赴中国调查，但规模较为有限，调查的内容偏重于地理、军事等方面。从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起，日本农商务省等部门开始大规模的派遣“清国实业视察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这些视察员回国后，撰写递交了数量可观的“复命书”、“报告书”，如农商务省商工局的《清国出张复命书》（明治三十二年）、《清国织物业视察复命书》（明治三十二年）、《清国染织业视察复命书》（明治三十二年）、《清国陶器业视察报告书》（明治三十九年）、《清国窑业调查报告书》、《清国工艺品匠人调查报告书》（明治四十一年），农商务省农务局的《清国蚕丝业调查复命书》（明治三十二年）、《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明治三十二年），农商务省山林局的《清国视察复命书》（明治三十六年）、《清国林业及木材商业视察复命书》（明治三十八年），农商务省水产局的《清国水产贩路调查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农商务省盐业调查所的《清国盐业视察报告书》（明治三十二年），外务省通商局的《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明治三十五年）等等。 明治中后期开始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调查，目的在于“精查详查清国实业上的真相，以窥知实业界的盛衰消长”，所以上述“复命书”、“报告书”更多的集中在经济方面。如《清国出张复命书》，由加藤末郎撰述，农商务省商工局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刊印，该书分为“北清的农事”、“满洲的大豆”、“南清的农事”三部分，每一部分又有细目，在“南清的农事”中，就分别对杭州的农业、苏州的农业、上海附近的棉花栽培与买卖、汉口烟叶集散状况进行了叙述。 又如《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由吉川荣吉撰述，农商务省农务局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刊印。该书分为商业、农业、养蚕、蚕丝业四部分，由于其考察的路线是由横滨港到达上海，游历江浙二省后，到达汉口，再由汉口到广东、福建，最后到达台湾，再由台湾回日本，所以介绍的主要是上海、杭州、海宁、湖州、苏州、无锡、江宁、汉口、广东、福州、厦门、香港、澳门等地的情况。在叙述“税厘”时称：“清国内地的税厘，其种类之多之繁，实出于意料之外，试以浙江省湖州府南浔镇的生丝输出课厘为例，生丝一包，即80斤，需付税厘：1、正厘16元，2、沪饷4元，3、塘工堤防费2元40钱，4、善后费2元，5、赈捐2元，6、浚湖经费30钱，7、湖州本镇善举1元。通计27元70钱。另外，本镇的‘公同慈善’还要捐费数元。而生丝运至上海，还有江苏厘捐，其种类的繁杂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