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意义.doc

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意义及面临的问题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同志的辞职, 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人们普遍叫好。有舆论在赞誉政府对百姓高度负责、对失职官员毫不留情的同时, 特别指出“ 这表明了负责政府自省责任的决心”和官员问责制度化和公共伦理制度化的趋势, 是我国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进步, 体现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及向公共伦理制度化迈进的大趋势。 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指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要通过制度资源和制度设计体现出来, 以制度的威力来规范公共管理人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公共管理中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 即公共伦理制度化, 是时代的大趋势, 是公共管理的历史性进步, 是《公务员法》实施的必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指出“: 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1]这一论述对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 这“ 三个执政”, 不仅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而且也包括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也突出强调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表明了我党建立民主、法治国家, 政府管理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决心。长期以来, 我们党的执政是靠政策性管理, 这种管理实质上是“ 人治”而不是“ 法治”, 不是制度化的管理。进而, 使得对政府管理人员的规范和要求, 大都是伦理性、道德性的规范, 靠公共管理人员的主体自觉进行管理, 这样使得公共管理效率低下, 缺少制度性的安排, 同时容易出现公职人员的腐败, 影响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如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充分说明了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任何一个进步和和谐的社会, 都应按照正义、公平、公正、效率的价值尺度来选择和安排制度, 构建制度伦理, 这样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任何一种新的理念的提出都有坚定的理论为依据和基石。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以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 经济人”假说为理论依据。即不论社会性质和制度如何, 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其社会是“人治”社会还是 “法治”社会。但一个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 从理论说,与对“人”的假设有关。“人治”把“人性善”作为前提, 这是我国奉行千年的孔子的管理理念, 笃信每个人经过教育可以克服自私之心和自利行为, 而不必要进行制度化的约束与管理。“ 法治”的前提则承认人并不善, 还藏有私欲, 用黑格尔的话说, 甚至是恶的。因此, 需要设计一种制度, 使人生活于制度环境中, 由于有了制度的约束和制约, 人就是有自利之心, 也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之事。因此“经济人”假说为公共伦理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只有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 并分析经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关系, 才能规定出适宜的法律限制, 从而把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行为纳入互利的界限之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面前, 制度的约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公共伦理制度化建设是一种必须, 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结果。 除此, 我们还必须看到, 在社会中个人的心理伦理和道德理性在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下表现为有限性, 这也要求并决定公共伦理必须进行制度化建设。个人心性伦理侧重于从个体方面来解决社会公共管理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表现为通过伦理教育促使个体行为自律, 并在发生不道德问题时追究个体的责任。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角度看,也要承认个人心性伦理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自律约束和规范作用, 但必须看到, 个体的道德理性、意志和能力是有限度的, 它仅是一种软约束。因此, 在个人心性伦理之外还必须配之以制度伦理。中国社会道德实践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古代, 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 血缘宗法人情、同学亲友等关系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乃至社会管理中, 与这种社会经济条件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中国传统伦理始终突出个人的伦理修养问题。这也是我国社会公共管理不科学缺乏制度化的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特别是27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转变,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展, 血缘宗法关系和地域狭隘性逐渐被打破, 人们的伦理道德获得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由于其巨大的利益驱动和利益的引诱, 社会主体仅靠自身的自律及伦理道德规范已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为某种私利, 也铤而走险, 进而出现了官场的腐败。这样就需要建设和形成一种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