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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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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

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 徐枫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音乐艺术,它上承于诗,下衍为曲,既有文学特性,又具音乐性,是诗乐结合的新创造。两宋词集,或称“乐章”,或称“歌词”、“寓声乐府”、“近体乐府”、“歌曲”、“笛谱”等等,正可见它的音乐性质。因而,词的传播往往离不开好妓好歌喉的传唱。那么,宋词的歌妓传播究竟具备什么特色?本文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即时传播,时效性强 唐宋时代,词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的、可以吟唱的新兴抒情诗体,音乐性是唐宋词突出的艺术特性之一。词既具有文学的特性,又有音乐的特点,是“声学”和“音乐文学”。词的这一艺术特点,决定了唐宋词的传播呈动态的方式,它既具有与一般诗文传播相同的地方:可以通过书面传播,让人们阅读和接受;又可播之管弦,付之歌喉,通过“鬻歌售艺者”“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武林旧事》卷三“元夕”条)的传唱,让人们喜闻乐见。可见,词的传播渠道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就传播而言,从词的创作到词集的编印成籍,乃至抄本、刻本的产生,进而进入传播渠道,往往有一个过程,一段较长的准备时间。而事实上,在这一抄本、刻本尚未产生的时段里,许多词作就早已广为流传了。在这段时间里,词主要是通过歌妓得以传播的,而即时性,正是词的歌妓传播的一大特色。 在秦楼楚馆、花间樽前等特殊的环境中,词的传播与词的创作往往是即时进行的。词人创作甫就,歌妓即应声而唱了。相对于书面传播而言,词的歌妓传播即时应唱,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 如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云:“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创作与传播同时同地进行:“每得一词,即草授诸儿”,使词不依赖于抄本、刻本等词集之类的媒体,而是直接得之于词人草就的词笺,当时就由莲、鸿、苹、云诸歌妓传唱给现场的听众,时效性很强。再如,苏轼的《戚氏》词,就是在宴会上“随声随写,歌竟篇就”的(吴曾《能改斋漫录》)。歌妓对这首词的传唱是与词人的创作同步进行的。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载张于湖知京口,因多景楼落成而大宴合乐时,亦有“于湖赋词,命歌妓合唱甚欢”之记载。这也是歌妓当场传唱词人即时赋就之新词的例子。这些由官妓、家妓、私妓组成的歌妓队伍,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廷到私宅,上下勾连,纵横交错,形成了宋词传播的巨大网络。一首好词往往通过这些不同歌妓的即时吟唱,声口相传,由此及彼,遍及大江南北。 为了适应词即时传播的特点,宋人编选词籍时,在编选体例上也十分注意为歌妓“人声其歌”提供随时即景的唱本。宋翔凤《乐府馀论》论《草堂诗馀》曰: 《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 在宋代,即使创作与传播不是同时进行,宋人刻印、抄写词集,也十分注意词的歌妓传播即时即席演唱的特点,编选词籍时“不同恒平俗,亦以便歌”,词籍为“征歌而设”,编选题名则重“随时即景,歌以娱客”之需。可见,早在宋代,宋人就已充分认识到了宋词歌妓传播“随时即景”的即时性了。 二、 声情并茂,传播效果佳 唐宋之际,词为小道,诗余,主要为“娱宾遣兴”之用,因而,其传受场合往往是花间、蹲前、闺围、酒楼、茶馆。郑学檬教授在《中国传统的传播观念初探》一文中指出,“非政治性信息,很难靠服从来接受,说服形式就尤其重要。说服有以理服人,也有以情动人。这个以情动人,需要情感环境。酒楼、茶馆、戏院无疑是最好的环境了。”宋词传播的特点正适合这一理论,且颇具悦目性、接近性,因而酒楼茶肆,花间蹲前,无疑也是词最好的传播环境了。在这样轻松消遣的环境中,传受双方都能进入最佳心理状态。清歌皓齿,急管繁弦,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感情气氛,有利于作者诗情激荡,歌者酣畅淋漓地一展歌喉,并出现传受同乐的境界。如管鉴《念奴娇》词序:“宋子渊置酒后堂饯别,出词付之姬佑筋,席间和。”正表明词的作者与歌者在席间同和共吟的热烈场面。再如刘肃《大唐新语》:“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传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词。”毛谤(剔银灯》词序:“同公素赋,惰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砚北杂志》卷载姜白石诗:“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这些都体现了传、受同乐的境界。 歌妓的传唱,可满足酒筵歌舞信酒之需。而歌妓的表情、动作,音乐感染力,更有一种激发人感情的作用,可沟通作者和欣赏者的感情联系。例如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酣畅淋漓的情怀,仅从语言中去领悟显然是不够的,若能借助声乐效果,则更能传达出词作的内在魅力。蔡條《铁围山丛谈》卷三载: 歌者袁绹,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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