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沉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罗宗宇.doc

论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 □ 罗宗宇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乡下人”是沈从文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他不仅将笔下湘西世界的人物如水手、农民等称为“乡下人”,而且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多次自称为“乡下人”。沈从文不断自称为“乡下人”,是对自我进行一种身份认同。所谓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也称自我的同一性、自我认同,由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最先提出,指的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意识与确认,即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它是一种发展的结构。过去对于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研究,集中在对“乡下人”内蕴的解读上,而忽略了沈从文为什么会在多种自我身份中始终认同为“乡下人”及其形成过程。这其实是一个不应当忽略的问题,研究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原因与过程,对于还原沈从文的精神性存在具有重要作用。 　　个体自我具有多种身份,比如宗教、区域、性别、阶层和民族等,其中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先在规定,有的则是后天的建构和选择。任何一种自我身份认同不但是“是其所是”的肯定,同时也是一种“非其所非”的区隔。因此,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要以自我身份为轴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展开运动,在身份识别中为自己找到身份的归属,进而解决如何保持个体生命存在与思想的独立性问题。就沈从文来说,他具有苗族人、湘西人、“乡下人”、知识分子等多种身份,其“乡下人”自我认同是一种后天的身份建构,它不仅区隔了“我与你”,而且区隔了“这一种我”与“那一种我”。那么,沈从文为什么会在多种自我身份中,特别强调且始终如一地认同为“乡下人”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从沈从文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出发,结合他的感觉和体验来进行分析。 　　倾向于对自我进行社会文化解释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自我认同尽管具有内省的个人主义色彩,但它并不是纯主观的选择,它还受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制约,具有鲜明的客观性。沈从文进行“乡下人”自我认同的时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时正是中国社会承接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而在不断进行现代转型的时期。所谓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现代转型的速度明显增加,“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当时,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在沿海一些大都市已成相当的气候。以上海为例,汽车、工厂、歌舞厅、高层建筑、百货大楼、证券交易所等现代工商文明的标志物不断出现和增多,一个不断工商化的大都市已经形成。以至有人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这种现代性发展同时还在向乡土中国的腹地与边地推进。就湘西而言,尽管偏居一隅并且步伐相对滞后,现代文明却在不断输入,有了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作为社会现代性标志的工商业在湘西开始得到大力发展。20世纪初,英国人布洛克曾到湘西办矿,而湖南矿商也设立沅丰公司,承办西路矿产。现代化的交通与通讯其时也在湘西出现,1913年的凤凰、辰州均为三等电报局。1916年,湘西汽车公司成立。对于湘西社会的现代文明输入进程,沈从文曾在小说中写到:“这些唱歌的人用他的力量,把一切新时代的文明来输入到这半开化的城镇里,住在城中的绅士,以及绅士的太太小姐,能够常常用丝绸包裹身体,能够用香料敷到身上脸上,能够吃新鲜鲍鱼蜜柑的罐头,能够有精美的西式家具,便是这样无用的,无价值的,烂贱的,永远取用不竭的力量的供给拖拉来的。”20世纪20年代初,湘西王陈渠珍主政后,办教育,设师范,办报纸,现代文明的输入进一步加快,“那时皮工厂,帽工厂,修械厂,组织就绪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规模的标准出品。第一班师范讲习所已将近毕业。中学校,女学校,模范学校,全已在极有条理情形中上课。”另据刘一友引新编《凤凰县志》介绍,20年代末30年代初,凤凰商业繁荣,城中有商店一百多家,甚至出现了新式澡堂,日常生活的消费性得到初步凸现。以上分析表明,沈从文进行“乡下人”自我认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正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乡土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转型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城市与乡村构成二元区隔和对立,这种区隔与对立又导致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分,催生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观念意识,从而为置身其中的个体进行“城里人”或“乡下人”自我认同提供了逻辑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乡土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转型实质上也是中国民众生存境遇的转型,“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首先和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中国民众的生存境遇的转型”。它给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带来了生活与精神心理的巨大冲击,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由于现代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