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用益物权制度.doc

试论用益物权制度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用益物权不断发生变动，其权能在逐步扩大，逐渐成为物权法的中心。用益物权具有用益性、独立性和占有性等法律属性。我国新出台的《物权法》弥补了以往用益物权制度存在的立法概念不准确、立法内容不完整、立法体系不科学等缺陷，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建立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典权和用益权在内的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 　　关键词：用益物权；发展趋势；法律性质；特点；立法完善 　　一、用益物权发展概述 　　用益物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为解决巨大的物质资料供求矛盾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是所有权与其他权能相分离的必然结果。这种分离适应了商品经济要求扩大所有权、扩展财产使用价值的需求，对于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资料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不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法律都给用益物权以确认和保护。 　　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的种类亦不尽相同。在罗马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役权、永佃权、地上权，其中役权分为地役权和人役权，人役权又包括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法国民法典》规定了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地役权，这种规定沿袭了罗马法中的用益物权的分类，即把役权分为人役权和地役权，前三种用益物权都属于人役权的范围；[②]《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和役权，其中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役权；《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瑞士民法典》只规定了役权及土地负担，役权的具体种类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建筑权、对泉水的权利。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用益物权大多是以土地为标的的不动产物权，二是地役权、地上权、用益权是用益物权的最基本形态。 　在我国古代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地基权、永佃权、典权，[③]这些用益物权基本上都是以土地为用益物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在清末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中，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法都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四种用益物权，目前施行于台湾的国民党民法仍规定着这些用益物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法律上只承认所有权，而否认他物权，特别是用益物权，致使我国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不仅在法的理论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法的实践中也一直没有建立用益物权体系。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以“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代替了用益物权的概念，规定了属于用益物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资源使用权、采矿权、国有企业经营权、相邻权。除《民法通则》规定的用益物权外，我国的其他特别法中还规定了渔业捕捞权、狩猎权、水权等用益物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还确认了典权和地上权的制度。[④] 　　自从《汉穆拉比法典》出现永佃权的萌芽以来，经过罗马法及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发展，用益物权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成为现代物权法的重要支柱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用益物权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用益物权逐渐成为物权法的中心 　　自物权制度产生以来，几经演变发展，形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物权体系，即罗马法物权体系和日耳曼法物权体系。这两个物权体系由于价值观上的差异，在物权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对后世物权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罗马法的物权制度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法律表现，它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强调物的“所有”而非“利用”。这种物权观念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影响甚大。日耳曼法的物权制度是农业经济的法律表现，它以“团体主义”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这种物权观念对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法影响甚大。 　　罗马法的以“所有”为中心的物权观念适应了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日耳曼法的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却颇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和采纳。在现代法中，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都在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以物的“所有”为中心的物权观点，已经被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点所取代。用益物权作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内容的物权，反映了现代物权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因此可以说，现代物权法的核心在于用益物权。 　　（二）用益物权随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变化 　　用益物权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法律表现，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向：一方面，新的用益物权种类不断出现。用益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