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doc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基于门槛回归的结果 杨友才1.2 赖敏晖1 （1.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100） （2.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青岛 266061） 摘　要：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经济增长 门槛回归 Armey曲线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时代，“凯恩斯”革命在西方国家盛行一时，而事实也证明，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情况下，经济能够取得较好的发展，使得西方国家迅速的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诚然，政府的干预能够解决自由放任经济的“市场失灵”问题，抵抗经济的衰退、解决失业问题和私人投资的不足，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过度的政府干预却面临着经济中资源的错配、社会激励的扭曲和高额的社会税收负担，进而损害经济的发展。巴罗(Barro，1990)等学者把“公共部门”引入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AK”生产函数中，建立了一个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出了最优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随后的学者在研究政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基本上也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内。事实上，这些研究者的结果为政府干预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的支出能够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完善，提高物质资本的积累；政府在教育科学卫生事业上的支出能改善人的素质和健康，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服务水平；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国防、法律等方面的支出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等，这些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国在1978年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得大量的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和经营理念转变滞后破产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下岗职工等，国家面临完善社会保障，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承担改革的成本；政府机构在改革中又存在越改越膨胀和机构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投资环境以弥补社会私人投资的不足，也要加大国家科学文化卫生事业支出的力度，以提升全民族的素质，提高整个经济的活力，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政府的支出必然会面临两难选择：既要保证国家正常的运转和必要的支出，又要防止支出的规模过分扩张而影响经济的增长。因此，如何使国家财政支出在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的同时又不损害经济的增长，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确认最优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转轨过程的国家制定正确的财政政策、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保持经济的增长和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政府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进行了广泛研究，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支出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增长，如拉姆(Ram，1986)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利用115个国家1960-1980的数据，分析了政府支出（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效应，而且这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对私人部门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而且这种正的效应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明显。考门迪等人（Kormendi，1986）利用最小二乘方法，研究了47个国家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使用政府总支出和私人总消费支出比重的平均增长率来刻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效应，政府支出能促进经济增长。林(Lin，1994)用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刻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考察20个发达国家和42个发展中国家，发现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虽然在长期没有影响，但在短期内有正的效应。威德尔等人(Vedder，1998)用五个指标来刻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研究各种形式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应该是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用总支出与GDP的比重和净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