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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 作者：蒋新亮 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是文学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究竟是采用“归化”策略,还是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众多翻译理论工作者非常关注的话题。介绍了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及“归化”和“异化”的统一。通过关于“归化”和“异化”策略关系的分析,提出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会对文学翻译造成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地采用这种或那种策略;文学译者应根据文学翻译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活动,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中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玄奘(602-664)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