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对异族的想象与华夏自我认知.docVIP

《山海经》对异族的想象与华夏自我认知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陈连山 ——发表于2012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全文转载于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12年第6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借鉴法国形象学理论，探索《山海经》中决定异族形象的变形逻辑出发点与华夏人自我认知的关系。《山海经》中自我认知与异族想象包含了一定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但是也包含着对于异族和异族文化的尊重与包容。这对形成中国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具有正面意义。而华夏人对待异族的独特方式，可以部分地纠正法国形象学理论。 关键词：形象学、异族形象、《山海经》、华夏、四夷 《山海经》的《海经》和《大荒经》系统全面地描述了古代中国人（即华夏人）对于异族、异国的想象。传统的《山海经》研究关注这些想象与现实的矛盾，而把它们归结为古人对于异族、异国的误解，甚至于歪曲。近年来，学界利用形象学方法对这些关于异族、异国的想象进行了新探索，总结出这种想象的“怪异化”和“乌托邦化”的规律，推进了我们对这种想象的认识，是《山海经》研究的新进展。本文基于法国文学形象学理论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关于文化他者的想象本质都是注视者自我意识体现的观点，探索《山海经》对于异族、异国的想象中所体现出来的华夏文化的自我意识，并对其价值进行论证。 一、关于本文研究目的与方法的说明 《山海经》对异族、异国的描写虚实混杂，常常难以分辨。所以，一些学者竭力从《山海经》中的异族、异国描写中挖掘历史的影子。例如《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所描写的君子国，其国民“衣冠带剑”，而且“好让不争”，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程度；他们使两文虎，可能跟古代韩国崇拜的山神有两个老虎有关；那里多薰华草，即无穷花，也跟韩国相似，至今韩国依然把无穷花视为国花。君子国民“食兽”，大约跟古代韩国人主要从事畜牧有关。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君子国就是古代韩国。但是，这个推论是建立在剥离了《山海经》君子国描写的虚构成分的基础之上的。从经文本身看，这些描写的想象性、虚构性是非常明显的，跟古代韩国的实际差距很大。外表上最接近华夏文化的君子国尚且如此，《山海经》对其他的国族的描写，想象成分更大，更难判断虚实。因此，传统研究重点放在《山海经》的异族、异国形象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上，很难得出可靠结论。 另外，传统研究停留于判断《山海经》异族、异国描写的真实与虚构层面，未能揭示虚构的原因，以及虚构本身的意义。这也需要我们更新研究方式。而形象学以探索异族、异国形象见长，而且深入探索这些虚构形象的成因与功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山海经》异族、异国描写的新方法。 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及方法论》中说：“事实上，研究一个形象时，真正的关键在于揭示其内在的“逻辑”、“真实情况”，而非核实它是否与现实相符。”学者巴柔的观点更加尖锐。他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认为形象是否与异国实际相符是一个“伪问题”。他说：“我们以何客观条件为准来判断形象是否忠实于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呢？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在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这两位形象学大师把研究重心从探索被注视者转到了探索注视者。这是形象学研究跟传统研究的最大区别。 叶舒宪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两位先生借用了法国形象学的分析方法，把分析重点放在《山海经》这些异族、异国想象的主体——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上，从中发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叶舒宪先生认为《山海经》对异族、异国的想象分为两类，即“怪异化”和“乌托邦化”。前者是为了强化文化自我的正统，后者是为了批判现实和文化自我的局限性。郑在书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通过两个阶段完成对文化他者的支配：“首先，当对他者的掌握尚未完全成熟时，便以神秘之情境来加以描写，幻象式的异国情调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然后，过一段时间，当对他者比较熟悉之时，便以自我中心的观点来说明他者，并试图将之归纳于自己的体系之中。”叶舒宪、郑在书两位先生对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发人深省。 我关注的是古代华夏人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核心——何为华夏人。我认为，这种自我意识是决定《山海经》如何想象异族、异国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出发点。 巴柔认为人们对于异国的想象源自自我认识。他说：“……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决定了文化他者形象与自我的对比关系。这说明人们是通过与自己对立的异国形象来确认自我。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