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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标准与标准化”与中国现代化 鐘 少 华 “示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 ——杜甫 杜甫老先生不愧为中国的诗圣，貌似平常的十个字，就将他的作诗标准由来说清楚了，任何中国诗人看了都会服气，并且照办已经有千年了。不仅如此，连中国的诗书礼乐、三跪九叩、手工作坊等，都用此方法延续模仿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标准。千年中即使有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朝代，但也照搬所谓天道标准及其方法。但是，如果在面临2 1世纪的今天，再请一位中国诗人讲诗家标准，肯定会变得十分复杂，结果天知道何人同意何人不同意？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反映。 现代中国人经常使用“标准”这个概念，泛滥在经济、工农业、科技、外交、公务员定位等活动中。很容易就发现各人用各人的“标准”，各小圈子里有各自对内和对外的“标准”，经常互不相容，最典型就要算各地方言了吧。而且将“标准化”概念似乎限制在工农科技的各项成品中，以至“标准化”的呼声在２１世纪即将来临中国时，显得十分微弱，似乎并不重要，似乎已经解决。事实上略作观察，就会发现反标准化的问题成堆，在许多方面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笔者并非要求中国现代化中一切都“标准化”，就象文化犬革命中的红卫兵命令一样不可取。笔者其实是希望从中国现代化需要角度，探索“标准化”到底能够在中国有何作为？为此，笔者需要从中国近代随着世界“标准化”而产生的变化，作为研究的开始。 那么，中国的“标准”问题怎么样了？中国的“标准化”进行得如何?笔者在蔼阅部分史料后，还不能全面回答以上问题，只能将个人所得公之于众，以求研究“标准”的专家们指教。本文分为三部分：一、中国“标准及标准化”的近代义界；二、中国“标准化”之近代进程；三、中国现代化中急迫需要“标准化”。 一、中国“标准及标准化”的近代义界 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发展，一定是有其在民族凝聚中的实用“标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更是有大量史实说明在“标准”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多到如果写一部中华古代标准史也是说不完的。即使不讲三皇五帝的贡献，也不讲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的规定，今天的人只要进到西安“兵马俑博物馆”一看，都会为两千年前中国人的“标准化”产品而大为吃惊。还有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在中国古典工具书《说文解字》中，将“标”字原义定为木之杪末，意即标识；将“准”字原义定为水之平，意为均平；“标”和“准”合在一起，自然就有指向均等的意义，正合中庸之道。虽然“标准”的含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明确，但是该概念的利用在知识分子中是颇少的，与工匠们在生产实践中利用标准不相干。对于西方古代，也差不多如此，古代希腊文明、埃及文明、欧洲文明中也曾有大实用的“标准化”产品，因为标准化本身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标准”在英文为Standard，德文为Die Norme, 俄文为Standart。“标准化”在英文为Standardization，德文为Die Normung，俄文为Standartizatiya，其文字解释差不多相同。 但是“标准与标准化”的现代含义则是由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引起来的，这是大家公认的。吴承洛先生在60年前就从人类标准的演进角度，区分为几个时期：自然标准时期；制成标准时期；方法标准时期；因果标准时期；计量标准时期。吴先生在电台的播音说道： “近代物质文明，科学进步，真不止一日千里之势。一方面由实验以得到经验，一方面由理想以改良讲演，凡工业上各种方法，多用计量单位以表示其意义，使完全达到同等同格的目的。盖标准化之基本要素为‘确切’与‘同格’。‘自然’标准与‘制成’标准固无论矣。即后来较进步之‘方法’标准与‘因果’标准，多凭判断力以厘订规律。其所得到之记载，大都草创欠精。自采用计量单位为标准之工具，对于一切须要同等同格之事物，不致再受个人观察与不可避免之差异之影响。举凡由个人观察与不同方法所得之结果，均得用计量单位精确比较，平常认为应该一致之实施事项，可达到最相近最吻合之限度。且所得标准化之资料，若用计量方法详为记载，亦较其他方法确切详明。故计量方法成为化繁复为简明，化分歧为合作之最有力的工具。遂形成“计量”标准时期。”[注1] 吴先生再总结道：“概括言之，自人类有文化以来之过程中，标准之演进，随文化之进步，愈演愈精确而愈合理。其殆以‘作成’为标准，此项标准可认为有选择‘方法’之完全自由，但往昔一切问题之解决，多凭领导者个人之知识以判断之，并非根据事实之分析而决定。泊乎人类进化，因其志趣渐倾向于‘因’与‘果’之关系，于是由职工头脑渐而进为科学家相近之智力，惟因其常欲产生表面上有利益之结果，故仍多用判断力，以决定取舍。迨後以其所包含各种问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