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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让教育充满更美好的希望 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2012年12月14日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高等学校的三种入学形式——从高考制度改革的“兼顾原则”及其变量说起》一文以及连续几篇重要文章，引发教育界关于高中教育定位和改革的讨论之后，谢维和找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及招生制度（以下简称“高考制度”），并毅然决然地开始上下求索。他建议，高校应根据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发展变化的实际，建立和形成申请入学、考试入学与推荐入学三种入学形式。 1.高考制度改革期待 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之弊 《决定》指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多年来，考试招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考制度是考试招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 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需要建设与之相配的考试招生制度。谢维和认为，高考制度是一个覆盖高考制度中所涉及的各种相关活动与因素，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系统，包括高中教育及其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高中的推荐、大学入学的报名与考试，考试的命题与判卷以及大学的招生与录取，考生及其家庭的参与等活动或因素的系统或综合，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的体系。 高考制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认为，高考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必然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制约，十分典型地体现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高考制度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功绩，也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就，但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端，成为教育改革的难题。湛江师范学院院长罗海鸥认为，高考制度下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现象，第一类是高考变“高压”，众考生寒窗苦读，失去快乐童年；第二类是高考失利等于“人生失败”，因高考失利而自杀的悲剧每年都在上演；第三类是高考“独木桥”负面效应引发不良竞争态势。江苏省教育厅中小学教研室副主任董洪亮认为，受现行高考制度的钳制，教育内涵缩水，“教育”只对考试而不是人的培养负责。 谢维和认为，目前高考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失调，没有与时俱进地体现高考制度的“兼顾原则”，即高等学校的入学形式与高考应该“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特点与诉求。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和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升学率则是这种“兼顾变量”的两个基本变量。 科学规划考试招生制度，要理清考试和招生两个概念。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王殿军教授明确区分了“高考”与“高招”：“高考”指每年举行一次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招”指每年高校组织的招生工作，包括保送生招生、自主招生、特长生招生、国防生招生、完全按照高考成绩进行的招生等。高校招生制度毫无疑问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王殿军说：“现行的高校招生基本完全按照高考成绩这个唯一的指标进行选拔，由此导致了高中教育过度追求分数，偏离了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甚至偏离了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 谢维和认为，大学特别是若干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充分尊重考生的自主权，科学地安排考试时间与空间，为考生提供更多机会，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象。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武升研究员认为，高考给予学生选拔的机会太少，“一考定终身”是现有高考制度的一个突出病症。 高考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综合改革。江苏省苏州十中校长柳袁照建议，让学生、学校在科目、考试、路径等方面能够有多元、多次、多样的选择，形成“立交桥”的局面，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多几个岔路口。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本中说：“高考改革仅仅靠教育部门是无法完成的。大部分问题在教育内部能够解决，比如学分银行、学分积累、学分认证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成才以后，能否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是人事制度要解决的。” 2.考试制度改革 学生考试多次选择 《决定》指出，“学生考试多次选择”，“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一年多考”。 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建议处理好四对关系：“考试改革与高中课程改革要紧密结合；统一考试与高中综合评价改革要密切结合；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改革要紧密结合；考试改革与招生录取模式改革要紧密结合。” 《决定》指出，考试招生制度要“探索专业机构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董洪亮认为，高考应该社会化，“考试机构是接受地方政府或者高等学校委托的社会服务机构。高考模式、参加高考的模式等，不能仅仅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公众、高校、专业机构、参考者个人的意愿也会发挥作用”。江苏省无锡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则建议：“把高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