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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探寻与思考 乌海市海勃湾区教研室 郝文军 “回归”思潮的出现 三十多年前,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中小学语文教育效果很差,“十年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北大中文系朱德熙教授说过:“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简直是摧残儿童!” 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过:“语文教育面临一个悲哀,不少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 1997年第11期的《北京文学》在“世纪观察”栏目刊登了三篇署名文章，《女儿的作业》（邹静之）、《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王丽）和《文学教育的悲哀》（薛毅），引发了20世纪末一场众所周知的语文教育大讨论。 “中国语文高峰论坛”与会的许多教师和作家承认:“语文教育效率不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减”。 许多语文教师感到身心俱累，甚至教了一辈子语文，到头来还发出“不会教语文”的感叹。语文怎么教，怎样教好语文？近年来，语文教学的改革层出不穷，新的理念，新的观点，新的教法频频亮相,但实际上语文教学还是“涛声依旧”。 在语文教育教学的嘈杂讨论声中，有一种声音越发显得嘹亮：让语文回家。 　　“语文”是一种民族化程度较高的根植于传统的交际工具，它既不是没有国界的科技手段，也不是没有传统的人为规定的“世界语”。美国有美国的语文，埃及有埃及的语文，她们各有各的“家”。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国语文的“家”，中国语文教育在百年的行程中偏离了从“家”门延伸出去的路，逐渐失去了“家”的牵挂和滋养。 　　语文教育的传统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下的文化传统，一是百年语文教育的历程沉淀下的优良传统。现代的语文教育偏失了这两道传统的印辙，自然难寻回家的路，也自然难逃大众的诘问。 　 “回归”的一种显性表现，是“国学热”的出现。 2001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报》以《“四书五经”走进小学课堂》为题，报道了山东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把《国学》课作为一门正式课程来开设的消息。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选编了《论语》、《孟子》、《易经》、《左传》、《诗经》中的部分内容。《国学》课每周一节，并利用早自习、课前5分钟的时间进行集体诵读。一时间，诵读经书的声音屡屡从全国各地的课堂中传出。其实早在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等就联合提案，“呼吁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以防止几千年来维护中华民族屡遭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民族文化的消失。 1994年，台湾省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开始在台湾及全球华人圈推广儿童读经活动。 成立于1998年5月的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之外开设了武术、围棋、古诗文、传统戏曲、民族器乐、书法、篆刻、国画、中医药等选修课程。这种“实验”是以“公塾”的形式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后，再以“私塾”的形式完成具有民族传统意味的个性化教育内容，是一种体制内的“实验”，完全尊重和保留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 2001年1月，中国儿童经典导读中心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多家单位发起经典诵读工程，开始在北京的学校中推广读经活动。 2002年7月在深圳成立的明道国学启蒙中心，利用了孩子进入现代学校教育之前的一段时间，采取完全私塾的形式，对幼儿进行国学的最初启蒙。而当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就自然进入“公塾”体制内接受大众化的义务教育。2005年10月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每周末上课，也避开了与公办学校教育的冲突。然而，备受争议的上海“孟母堂”全日制私塾的出现，虽然是传统私塾教育方式的完全回归，但与现代学校教育体制是冲突的，还有违反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嫌疑，因此被叫停。 以“国学”为主要考查内容的科举时代，其中的一些做法在目前似乎也有复归的迹象。比如科举考试中单纯的“标题作文”形式，近几年的考试中就颇受青睐：2006年各地区试题有《北京的符号》、《愿景》、《读》、《肩膀》、《谈意气》等，给了学生更多摇头晃脑的余地。　　　 2010年08月03日《法制晚报》报道：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学校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年在全国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试点工作从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为期1年。根据试点工作要求，中小学及中等职业学校应注重学科教学渗透，特别是在语文、历史、德育类等课程中融入并强化经典讲解、诵读内容，高校大学语文及中文、播音主持、影视话剧表演、师范类等专业相关课程中应进一步强化经典的讲解及诵读和书写技能的训练、考核。 近十多年来，对传统的诘问与追寻以及“国学”的捡拾更多体现的是人们对语文教育偏离传统道德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的忧虑与呼唤，也是对当前语文教育教学现状不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