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无事的悲剧中藏潜的复杂与深邃.docx

试论鲁迅小说悲剧性中的复杂与深邃 鲁迅的小说几乎都是悲剧，但这些悲剧并不属于轰轰烈烈、大起大落的悲苦类型，不是《哈姆雷特》的阴差阳错、不是《西西弗斯》的永无出路、不是《红楼梦》的万事皆休、不是《雷雨》的爱恨难平，而是上一章中所分析的“无事的悲剧”。同样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给人看”，但撕得悄无声息，生活的意义和希望在日常生活的剥蚀中一点一点消陨。爱情的悲剧、女性的悲剧、灰色知识分子的悲剧、苦难人类的悲剧……《伤逝》、《祝福》、《奔月》、《幸福的家庭》、《在洒楼上》等等就是在这“无事的悲剧”中阐发出了穿越时空的悲剧意味。这些悲剧不仅具有往昔时代背景特有的气息，而且因其矛盾的普遍和难以解决一直延至今日，依然引起读者的深切共鸣。 本文将从以下四节——爱情悲剧、女性悲剧、知识分子悲剧、人类悲剧当中探寻鲁迅小说里人物本身、亦是鲁迅自身的复杂深邃思想，我想正是这些复杂隐晦的思想使作品到今日仍散发着如此独特的魅力。《伤逝》的独特叙事安排所暗含的爱情悲剧 鲁迅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还吸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我想鲁迅不必以自己为原型，他以深刻的体察和迷惘的悲哀写出了这个意味深长的故意。作品从1925年十月诞生至今，广为接受评论始终没有离开这两个中心：两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初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到一起，最终悲惨分离，从而揭示了青年们如果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仅仅局限在追求个人恋爱的狭小范围里，就冲不了封建社会的天罗地网：再者，妇女在经济独立之前是无法实现自身解放的。 我想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只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才能成为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矛盾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改为换面地存在，但总难以圆满解决。《伤逝》就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例证。因此本节试图探寻鲁迅在当时所发表的作品和相关言论中，是否只想说明、或者仅仅说明、或者真的就说明了前面提到的广为接爱的观点。 很多研究者（如汪晖《反抗绝望》的第三编）以第几人称叙事来深钻鲁迅的小说，我对此种叙事角度的研究价值持有疑义。鲁迅也说过：“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李欧梵认为：“叙述方法使他（鲁迅）能在某些未解决的人的冲突方面极致地使用曲笔……用一种主观的忏悔录作反讽的批评，如《伤逝》。”《伤逝》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但我想鲁迅对于采取第几人称来解决人物冲突并无深意，因为采用任何人称都可以表达出故事冲突解决手段的搁置。 新叙事学研究避开了“事实”而专注叙述的手段，注视的集点是‘叙述内容或者故事的组织情况，即‘故事’在‘情节’中的各种实现方式所依托的结构。正如历史叙事要通过叙述告诉人们某种有意义有信息，意义是从关系中产生的，关系是事件与事件的合理配置。文学叙事也是如此，“故事是读者在阅读时建构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构的每一种故事都是一种配置。读者对事件的阐释，是根据他们的特定阅读时刻所组合的配置与被显示事件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而这一切首先都离不开叙事主体的有意识选择。历史是通过事件的配置显示的关系和意义，叙事作品也要通过事件的配置出关系和意义。 新批评派的韦勒克也认为：“内容暗示着形式的某些因素。例如小说中讲述的事件是内容的部分，而把这些事件安排组织成为‘情节’的方式则是形式的部分，离开这种安排的方式，这些事件就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艺术效果。”形式主义的日尔蒙斯基说道：“任何形式的变化都是新内容的发掘，因为形式总是一定内容的表达，而空洞的形式是不可思议的。”在文学批评当中，人们将“内容和形式”割裂得太久，以致我们忽视了“形式本身就是重要的内容”。因此，“作者直接想说什么”不是最关键的，在他“怎么说”的手段之中，已经温涵着他所想说的，也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些“想说的”，而这些部分往往就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因此接受美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等理论为读者自己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那么在《伤逝》中，鲁迅以涓生这个“弃人者”的自述来展开故事时，究竟传达了什么意味？产生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就和生活中的吵架一样，当故事以其中一个当事的叙述单独呈现的时候，不可避免存在“偏听效果”，所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正如卢梭在《忏悔录》里虔诚地忏悔的同时，存在另一个声音在为自己辩解。即使这个当事人是如何地自以为真诚，他的潜意识里必定有另一个声音在劝导他，以使他“跟阴影达成妥协”（荣格），以实现心灵的平衡，否则一个一意深陷自责痛苦的心灵就会走向崩溃。心理疗救中的一个倾诉疗法，正是这种自我劝导与宣泄的通道。涓生的长篇悔恨正是如此：“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涓生告诉人们：是局长的解雇导致了生活的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