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doc

学号：2009210078 姓名：刘艳飒 专业：历史学 佛经翻译早期“格义”方法的运用 摘要：所谓“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它是印度佛教中国话的必经过程与必需的翻译手段。佛教作为产生于印度的异质文化，自其传入伊始，面对着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不同而迥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开始了其主动的、自觉的民族化、中国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最初则是通过佛经的翻译来实现的，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化佛教直至今天，在中国佛教史上占着重要地位。本文将主要论述汉代，尤其是后汉时期“格义佛教”的发展情况，以译经活动为主。但是对于中印佛教的发展却容易引起人们的思考。 关键词：格义佛教 中国化 译经 普遍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一世纪左右，主要代表观点即汉明帝“永平求法”之时。而在此之际，中国业已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本土文化和共同的社会文化心里。面多着当时以儒、道为主流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及方术卜筮等民间信仰，为了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印度佛教只能被迫地或者说是主动地与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想适应，寻找契合点。在初期，通过翻译佛教经典，其自身的调适过程（即中国化过程）就开始缓慢地进行，我们常称为“格义佛教”的初期阶段。 一、什么是“格义”？ “格义”就是指“比较对应观念或名词意义的一种方法或手段，意指用一种系统的概念来类比另一种概念体系或延伸其意义。”而本文中所说的“格义”，主要指狭义上的特指印度佛学传入我国后我国人民用本土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来解释佛学。根据文献记载，该方法营创始于竺法雅，梁朝慧皎的《高僧传》中记载：“雅乃与康法郎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但是，陆世全在其《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就已提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而我也与其持相同看法，本文也主要是论述初期格义手法运用的表现。总之，“格义”的运用是根据初学佛经的弟子“世典有功，未善佛理”的情况，为促进佛学传播并进而融入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途径。而历史的事实也向我们证明了“格义”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 二、“格义佛教”在初期阶段的发展和表现 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最先被当时的通知解决贵族所接受。《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祠。”东汉时，皇室信奉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而佛教的教理也被视为“清静无为”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从而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后汉书·襄楷列传》：“谓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略去奢。”可以看出，这是在以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去理解佛教义理。正如梁启超所说：“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同时，儒家思想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传统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影响着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尤其是政治通知思想和社会伦理道德。总之，此时的中国社会业已形成了以儒、道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体系和民族心理。所以，在两汉时期以译经为主的佛事活动中，汉译佛教经典的“儒化”和“道化”倾向十分明显。如早期译经中吧“释迦牟尼”译为“能仁”或“能儒”，迎合了儒家的圣人观念，把“涅槃”译为“无为”，迎合了道家思想，所以“当时人们往往以传统的周礼之教和老庄之道来理解佛教，可以视为是格义的最早运用。”而在汉代，译经情况却是困难重重。据梁启超考证：“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本实未著诸竹帛也。”所以“根据古籍记载，译事的一半程序是先由梵客背诵口授，然后由华僧揣摩意义再做笔录。中外高僧在翻译时斟酌词义、语义的表达，往往采用格义的翻译策略，即借助中国传统哲学里固有的词语比附佛经名词概念，根据口授内容来解释翻译佛经。”在汉代的译经僧人中，以外国人为主，而尤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 安世高，根据现有记载，他是最早来华的硬件僧人，其最重要的译出佛典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主要宣传小乘佛教的思想。“所谓安般守意，是讲通过坐禅来细数出入气息，防止心意散乱，同道家的胎息吐纳或民间的气功相近。”其在《安般守意经》中说：“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息入知正入息，息出知结跏趺坐，端身正直，系念在前。”同时在经中亦说：“安为清，般为静，守为名，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直接将佛教与道教的“清静无为”等他。而且在《安般守意经》中用“无为”来解释“涅槃”：“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可见他一直在试图让佛教接近于道家思想。与此同时，在他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中，曰：“择其善者从之，恶者远离之，我与善知识相随，自致成佛。”我们可以看出其话语与孔子在《论语》中的经典语句是何其相似。而且在此书中，亦对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