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夏之辨”到国际主义思想.doc

从“夷夏之辨”到国际主义思想 （111130093 化学化工学院 上官金文） 摘要：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状态常常是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而引起，因此，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均对“夷夏”民族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状况与需求作出了相应的论述，由此汇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夷夏之辨”史。本文着重从西周“封建”设“要服”、“荒服”；孔孟时代“尊王攘夷”和“夷夏观”；近代社会“体用”论争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等几方面入手进行讨论，这不仅对理解民族关系、形成国际主义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抑或可以说对理解和处理当代民族关系也是有所帮助。 关键词：夷夏观 内涵 发展 民族主义 “夷夏论”自古有之。当代社会“夷夏之辨”逐渐走出古代民族沙文主义樊篱而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并因此而逐渐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的时候，它就成为中华民族特别是华夏—汉民族爱国主义的源泉之一。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在世界各民族中尤为罕见。这文明的连续性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既是夷夏民族斗争与融合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冲突相互取长补短的结果。因而也就决定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会轻易消失，并将长期存留于历史、现实的土壤中，长期存留在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灵魂的深处。 西周“封建”对“夷夏”之别观产生的影响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是以华夏——汉文化为主流的。可谓是包含着多种种族、民族文化的复合体。当中国文明肇启，各部族(民族)普遍处于游牧阶段或部分转入农业阶段时，华夏本身也正处于由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转化阶段。这一时期，并无显著的种族、民族对立意识。各部落、民族间的斗争不具有后来的民族之争的意义。从本质上分析可以看作是生存竞争、本能的“物竞天择”的部落、部族的斗争。当一个部族或民族在征战中败北，即成为胜利者部落或部族的合并对象和被统治的部落，如传说中的炎黄二部落之争等。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内部尚且如此，其他民族亦然。从总体上看，西周以前只有部落，部族、氏族、姓氏、图腾的观念和区别，还没有后来本质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斗争。 周朝的礼乐制度，渐渐地也都同化于华夏族，这些区域也就是西周的“外服”区域。“外服”与“瓷内”相对而言，周代的外服制是殷代外服制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仍沿用“四服制”。即《尚书·酒浩》所说的庶邦“侯、甸、男、卫”四服，西周统治者首先将归顺来的侯、甸、男服的部落酋长封为诸侯。另一方面又改殷代“四服”为“五服”，即《尚书·康浩》所谓“侯、甸、男邦采、卫百工”的侯、甸、男、采、卫五等诸侯国。《矢令尊》铭亦有：“诸侯：侯、田(甸)、男”之语，可见采、卫与侯、甸、男有所不同，侯、甸、男三服是诸侯邦国，而采、卫或在哉内，或在边鄙；地位似较邦国为低。各封国土地之广狭，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不满五十里的称附庸。此外，西南尚有戎狄“荒服”制。《史记·匈奴列传》云：“武王伐封而营洛邑，复居于丰部，放逐戎夷径、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又有蛮夷“要服”制，《国语·周语上》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贡(岁贡)荒服者王(王事天子)”。 周代封建过程中“内外服”制的确立，对于“夷夏之分”观念的形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哉内、外服是华夏族政治统治区域，而“荒服”、“要服”才成为较严格意义上的“化外之民”——蛮夷戎狄。实际上，“荒服”、“要服”区域内也有原来从华夏区域迁徙而去的炎黄分支，渐为夷狄同化了。因为其在周天子政令之外，华夏礼乐之熏陶较为薄弱，加之交通、自然环境、政治地缘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其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质按照各自的轨迹自行发展起来，民族文化心理逐渐与华夏之民形成某种区别乃至隔阀，甚至对立起来。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视“荒”、“要”服区域之人为“蛮顽不化”之民。如“四夷”、“九夷”之称。于是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防”的种族意识萌发了，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长达数千年的夷夏之争的民族关系史。不过，西周时代“夷夏”种族的差别虽然大有因分封制的实施而日益强化之势，但是由于分封制实施不太长久，所以“夷夏”对立观念较后代要淡薄得多。 孔孟时代的夷夏观 经过近五百年左右的“封建”统治，降至孔孟之世，由于周边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逐渐与华夏族拉开差距，使中原文化在许多方面处于先于“四夷”文化的地位。正如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到了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夷夏对立观念最终确立，“夷、夏”渐渐变成了周边少数民族与华夏两大民族系统的代称。春秋时中原人常自称“诸夏”、“华夏”。所谓“华夏”，按《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解的说法，“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