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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译论研究基本模式对比 李靖民 徐淑华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4期） 摘要：中西译论研究古来有之，两大翻译体系中的研究模式各有特色，各具优势，不能简单地以优劣区分。本文试对中西译论研究的基本模式进行对比，从历史、特点、展望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主张在研究的方法上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研究的范畴上营造出一个多元共存的和谐的局面。 关键词：译论；对比；研究方法；研究范畴 Approaches Toward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LI Jingmin, XU Shuhu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has a long history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nd the two great translation systems have their own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in their study. This paper, based on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 and prospective aspects, compares their approaches towar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rgues that they should draw on each other’s merits and create a climate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ies; comparison; study methods; range of study 中西译论研究回瞻 中国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有翻译活动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翻译理论的探索，译论研究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阶段。 “文”与“质”早在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就是争论的焦点，有的主张直译，有的主张意译，如东晋、前秦时代的释道安和鸠摩罗什。此后一千多年间，虽然有相对的沉寂期，虽然对其理解和定义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围绕着直译、意译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经提出，便在译界引起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但是它在我国翻译界有广泛而巨大影响。实事求是地说，时至今日许多翻译工作者仍然在以“信达雅”这套理论指导他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尽管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已经赋予其新的阐释和要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了“神似”的思想，将翻译提高到美学范畴和艺术领域。十二年之后，钱钟书在他的《林纾的翻译》中发表了“化境”的见解。钱氏的这种见解与傅雷的“神似”十分接近，在“神似”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二者都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研究上的延伸。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翻译研究几乎停滞，但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在不被署名的情况下产出大量的内部发行的翻译资料和作品，为随后的新的翻译和翻译研究高潮奠定了基础。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百废具兴，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也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高潮。传统译论的研究焕发新春，无论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国门，形成了百花齐放，色彩纷呈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翻译理论研究学者，其中有辛勤耕耘数十年的译坛老将，有年富力强中坚力量，也有相当多的新秀。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逐渐成熟起来。虽然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崇尚西方翻译理论仍居强劲势头，但是一些有造诣的学者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中国翻译界的学者们已经能够摆脱前期过多模仿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桎梏，不沉溺于简单介绍西方的译学理论，而是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特定文化历史积淀遗产，有选择地大胆采撷若干西方成果，推陈出新，写出具备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专著。”（辜正坤，2001）。 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久远，有人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古典译论期、古代译论期、近代译论期和现代译论期。古典译论期包括古代到第四世纪末这段时期，译论以围绕希腊文化翻译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塞罗等。西塞罗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约在公元前46年他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从而引发了对于“直译”和“意译”两种基本翻译方法的思考，不仅主导了翻译的实践活动，而且确定了翻译理论探讨的方向。古代译论期始于欧洲的中世纪至十八世纪，以宗教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