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英雄主义写作的新动向2.doc

九十年代英雄主义写作的新动向 丰 晓 流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樊 441021） 摘要：九十年代，受着“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军旅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加个性化，出现了像梁大牙、李云龙等被称之为“另类”的英雄。英雄主义写作其价值取向多元化、情感的人性化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化成为创作的新趋向。 关键词：英雄主义 多元化 人性化 复杂化 当代军旅英雄塑造大体上经历了三大类型的演变：完美英雄——本色英雄——另类英雄。在经历了十七年为政治因素所左右而产生的系列完美英雄形象之后，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开始探索英雄身上的人性，开始挖掘英雄身上的平民化、人情化、人性化。 到了九十年代，受着“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1]，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加个性化，出现了像梁大牙、李云龙等被称之为“另类”的英雄。在这类英雄身上，个性被过度张扬、放大，甚至为了使个性更加突出，以至于颠覆传统，充分显示了当下的多元文化特点。 追循着当代英雄形象的嬗变过程，我们会发现，英雄主义写作其价值取向多元化、情感的人性化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化成为九十年代创作的新趋向。 一 价值取向多元化 九十年代是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自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人们希望看到文学作品中挖掘出形态各异、类型众多的英雄形象，以反映特定环境下的人性特征。可以说，文学形象的日新月异，正是流贯其中的社会文化意蕴和时代精神内涵的体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多元趋势的客观实际，分别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塑造出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以适应不同社会成员多层次的道德境界、审美追求。本色英雄的书写也好，另类英雄的书写也好，都只不过体现了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特征。 英雄首先是人，而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可能一样，所以其人生观、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英雄是在战争中成长的，但写英雄的人，却是生活在现时代的人，因此，在描写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时，不仅仅是要复活战争中的历史过程，还要表现人物命运所构成的心灵的历史，而这种历史观更多地渗透着时代的气息，历史的绚丽多彩也正是从人物命运、心灵的复杂多变而展示出来。 以往的英雄都是苦大仇深、为求翻身求解放而投身革命，但《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的革命历程，迥异于以前的价值观。过去，参加革命的英雄或为苦大仇深求解放的穷苦百姓，或是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但梁大牙均不属于这二类。他虽无家，但被人收养，不愁吃喝。他出身于地处僻壤、民风剽悍的蓝桥埠，“除了有副盘死蛤蟆踢死猴的玩劣相，还有一身张牙舞爪的功夫”。“这个人没正形，好起来像个大侠，坏起来像个强盗。可是退一步想，梁大牙也有梁大牙的长处，他豪爽仗义，为人无私且无畏，挣多少钱，花多少钱，真正的穷光蛋品格。”这些都可以看出，梁大牙只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由于日寇的入侵打破了他与韩秋云成亲的美梦，这才被迫从军。他本算计到国民党军队“混个团长司令干干”，只是阴差阳错，才混到八路军队伍里，梁大牙参加革命既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个人的功利目的，这是小说的独特之处，完全不同于常见的套路，惯常的套路总是让英雄人物参加革命的动机表现为不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就是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但梁大牙这一人物的处理，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我们的革命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千千万万革命战士中，既有梁大牙这种误打误撞者，还有因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者，加上那些被俘虏而改换门庭者，以及诸如逃婚、失学、随大流甚至为投机分子等诸多来源。不可否认，我们的几十年庞大的革命队伍的来源并不是那么单纯，有时甚至很复杂。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来源不同，动机不同，但最终的归宿却是大体一致的。而在描写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关注于归宿的一致性，也必须关注到来源的复杂性，所导致的革命队伍的复杂性，所呈现的人性的复杂性。只有正视事实，真实地描写历史，才是严肃的态度。 《我是太阳》的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态度，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关山林对于人生的价值取向。关山林可说是一位战神，只有战争，他才感到人生的价值。所以当他无奈地走出战争，就被深深的失落感笼罩着，始终无法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战争情结。所以他只能成为一个在新时代无所作为的人而孤寂地看着落山的太阳。从某种意义上说，关山林的命运不是被和平的现实淘汰，而是被战争所淘汰。因为“他是血与火创造出来的，他是战争的儿子，他只属于战争。” 对于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成果，作家们也进行了多元化的思考。 为了解决农村生产问题，《我是太阳》中关山林带领农民武装抢化肥，这样的情节描写，给人悲剧英雄的惋叹。和关山林抢化肥的行为相类似，《亮剑》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思考。李云龙面对饥馑的60年代，不得不疑惑：为什么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