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童心说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doc

童心说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生活在晚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李贽，面对道德秩序的解体，传统束缚的消失，极力倡导个性解放，反对道学。“童心说”是李贽反叛传统的宣言，这一宣言并未因李贽的自杀而消亡，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蓬勃放射出了类似的光辉。 一 借鉴《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开头 鸦片战争后，西方进步资产阶级文化涌向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从中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也逐渐被译介进来。1840年，教会出版了《意拾蒙引》（《伊索寓言》）。19世纪末，林纾重新选译了《伊索寓言》，梁启超翻译了《十五小豪杰》。1903年，鲁迅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些作品多用文言译就，读者也仅为成人，并未形成太大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真正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革命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儿童文学事业，新文学社团普遍关心儿童文学，其中尤以“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最为热心，它曾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倡“儿童文学运动”（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交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早在发起文学研究会之前，周作人就已竭力倡导儿童文学，并对儿童文学的建设提出了不少的见解。 首先，在猛烈批驳封建文化的大环境下，周作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应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妇女与儿童。对于儿童文学，周作人最早为恢复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振臂呐喊，最早肯定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最早强调儿童文学应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特点，其核心儿童文学观为“以儿童为本位”。1914年，在《绍兴教育月刊》第9号的《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周作人提出，“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倡新文学，是“人的文学”。欧洲“人”的真理发现历经了三次大的动荡，女人与小儿的发现迟至十九世纪，而中国尚且停留于发现“人”的阶段。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作人看到了中国新文学当下应极力解决的问题，而这类问题的解决更深层次又取决于妇女与儿童获得应有的发现。1920年，周作人发表了在北平孔德学校的讲演《儿童的文学》，该篇竭力主张要将儿童看做“完全的个人”，“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也不是“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不去理他”。周作人认为儿童期二十几年的生活，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并且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儿童的生活，顺应儿童自然生活各期，才是真正的生活。而提供给儿童的文学教材，首先须注意“儿童的”这一点。在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里，自始至终都把“儿童”放在首要位置，发现并倡行儿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价值。1923年，在《儿童的书》一文中，周作人强调“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艺术是人人需要的，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等差异。……但我相信有一个例外，便是‘为儿童的’ 。”秉持着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周作人如此为儿童在文学上的权益振臂呐喊是首屈一指的，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李贽《童心说》是反叛道学“存天理，灭人欲”，倡导人性至上的宣言。据林海权考证（《李贽童心说写作缘起与年代考》），《童心说》可以推定为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是与耿定向辩驳谁才是“真”的一篇理论性文章。全篇皆在围绕一个“真”字而展开,而这种“真”恰恰来自于童心，也是“真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焚书》卷三）童心是人纯真的直观感觉，文章须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而文学则要表达人生的真实。李贽认为“天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历来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违背六经典范的《西厢曲》、《水浒传》，却是李贽称赞的至文。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儿女私情，草莽英雄具有纯真的童心，表现了人性的真实。这些反映生活中人们至情至性的情感超越了《六经》、《语》、《孟》，也是李卓吾对耿定向“学求真、教求真”有力的鞭挞。在李贽看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的欲望应该得到彰显，对于自身利益的追寻，私欲的存在都是一个正常人“真”的体现。“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对于势利之心、私欲，他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德业儒臣后论》，《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P544 这种尊重人格独立，解放人先天性情的思想，与周作人最先发现并倡导应将儿童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极具类似。 其次，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