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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心与道心 心也是“理与气合”而后有，但也可以说心包含了理与气。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道心”：本体的心，是天理的体现。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纯善。 “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感性情欲。受到物欲引诱或牵累（“人欲”），发而为不善。 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 “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他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此，“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4、格物穷理与居敬涵养 人虽有天命之性，但“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除了“气极清而理无蔽”的“生而知者”圣人外，众人自身所本有的“性”或“理”则被禀之昏浊偏驳之气所障蔽，根本无法像圣人那样做到“理义皆由此出”、“由仁义行”，因此强调一般人皆须“格物穷理”、“主敬涵养”、来“变化气质”。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万物之理与人之理（性）都是同一理，即“理一”。格物穷理即通过穷究万物，而使在己之理得（指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人伦规范）到一个再经历、再发现、再印证的过程。 居敬涵养是要求人身心并重、内外交修，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目的是为了使人做到一种自觉的提醒而追问心性之体。“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则于事无不见，久之自然刚健有力。” 三、陆王心学 1、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陆九渊（1139－1193），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到明代，王阳明发挥他的学说，他们的学派后来被称为“陆王学派”、“陆王心学”。他一生留下的诗文、书札、讲学语录等由后人编为《象山先生全集》。 陆九渊认为朱熹的学说太复杂烦琐，提倡“简易直截”的学风，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1）“心即理”的宇宙观 朱熹认为理是客观的、外在的。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不能说心即理。 陆九渊认为理是主观的、内在的。理不在事外，心即理，认为在心、性之间做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认为，事物的理本在人心之中，“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因此心是第一性的，“理”是离不开心的。在陆九渊看来，只有心经验到的这个世界才有意义。 （2）“发明本心”的修养论 既然“心即理”，那么学习亦即穷理，就不是向外求索，而是反省内求，切己自反。 发明本心，就是使每个个体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本心是善良的，每个人都有成贤成圣、明德求善的自足的根据，率性而行，则无有不善。象山有时也按照孟子的说法，把发明本心称作求其放心，其意为通过修养寻找回放失的本心。 陆九渊指出，良知良能是“我固有之”，“本无少欠”，但由于物欲的缘故，使“本心”染上了“尘埃”，必须“剥落”、洗涤，“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3）朱陆之辩 两人由于思想学说上的差异，曾经进行过多次辩论。比较集中的有两次：　　 其一是在“鹅湖之会”（ 1175年）上，就治学方法问题而展开的面对面的辩论。 朱熹教人先“泛观博览”，多读书，然后达到对于理的认识；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陆九渊写了“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的诗句，认为自己是“易简工夫”，而讥讽朱熹是“支离事业”；朱熹则讥陆为“禅学”。　　 其二是通过书信往来就“无极”、“太极”问题而进行的辩论。 陆九渊认为《太极图说》不是周敦颐写的，他认为不应该“以无极字加于太极之上”。他说:“《易大传》曰:易有太极。圣人言有，今乃言无，何也？” （《与朱元晦》） 朱熹强调所谓“无极而太极”就是表示“无形而有理”。他说:“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答陆子静》） 陆九渊不赞成朱熹所讲形上、形下的区别。他说:“《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与朱元晦》） 朱熹指责陆九渊不懂“道器”的区别，“直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则又昧于道器之分矣”（《答陆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