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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至21 世纪初俄国农民群体的财产不平等问题分析 　　在俄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历史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都是异类。从未有人进行过有关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互关系的调查，但据我所知，他们之间隔膜甚深。目前，很多历史学家不相信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通常对社会学家态度冷淡，对利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也持敌对态度，有时甚至盲目敌对。而社会学家对历史学家的态度则友好得多，他们对利用某种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颇有好感。我从未听说过某个社会学家谴责历史学家利用社会学资料进行研究，他们也从未把我看作异己(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会这样认为)。而从历史学家那里我总是能听到这些，并很清楚还有很多人这样想，不公开进行指责或者是出于礼貌，或者是因为心中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社会学研究》杂志在40 年间数十次给历史学家提供论坛，包括我本人也关注着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相互作用(虽然远远少于问题应得的关注)。但据我所知，俄国历史核心期刊从未提供过这种论坛给社会学家。在苏联时期，历史学家无不清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知识，而对理论、方法论以及社会学相当冷淡，绝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将理论视为“蓄意危害历史作为学科自主性”的东西, 视为驱使史实适应规定路线的方法。只有很少一部分历史学家有意识地公开遵循某理论方法，或哪怕只承认概念意义作为科学探索的动机或出发点。然而，我们探讨18 至21 世纪俄国的财产不平等问题时，有必要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 　　一、理论基础：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 　　早在1898 年，埃·涂尔干就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注定将成为统一学科。他写道：“当我们说服历史学家摆脱常规束缚，去浏览为特殊国家和时期的研究所选材料以外的事物，并研究他所观察到的、摆在面前的特殊事实和共同问题之际，我们(社会学家)正是在为历史学服务。但是，只要历史学开始进行比较，历史学和社会学就会变得难以区分。相反，没有历史学，社会学就无法顺利进行研究，实际上，它需要的是能够成为社会学家的历史学家。当社会学家闯进历史学领域只为得到自己所感兴趣的资料时，他只是个异类，只会走马观花。只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掌握程度使其有能力运用历史资料。由此可见，这两个学科并非不可调和，它们具有自然的靠近倾向，所有现象都指出它们注定会合成一个统一学科，历史学和社会学基本原理将达到统一结合。那些需要发现资料的人不具备比较材料的能力，而懂得比较材料的人不清楚这些材料从何而来，这不正常。培养懂得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历史资料的历史学家以及培养具备历史学家所有技能的社会学家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阿·弗·卢布斯基按照以下方法为其方法论下了定义：“新古典主义模式的认知战略在于其对历史规律的独特的经验主义改造，并在理论知识形式上确立历史规律性。新古典主义者承认历史知识在方法论中的多元化，但把它看作研究更多相应历史理论方案的必要条件。他们拒绝历史研究中主体对目标所持态度的中庸原则，在选择历史研究的初期方法论基础时拒绝主观启发作用，最终在科学真理背景中显示出来”。但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学方法论专家的意识中还没有类似于对正确方法论的了解。 　　社会历史学在后现代主义高峰期并没有绝迹，也没有转入地下，只是被历史编纂学的流行趋势所束缚。后来经由后现代主义经验的充实，社会历史学重新获得了力量。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兴趣的增加，让人期待它为历史学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这是鼓舞人心的事情。我认为历史学领域中要是没有社会学的帮助就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活动：社会学用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来充实历史学家，让他们能够系统地、理性地进行思考，不全神贯注于“肤浅的经验主义”。不管怎样，历史编纂学中所有划时代的著作(索洛维约夫、瓦·西· 克柳切夫斯基、巴·尼·米留可夫、亚·谢·拉波-达尼列夫斯基)都和作者对社会学的兴趣有关。在我看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相互作用本质上类似于生物学中的杂交-交配遗传关系中的各种不同有机体，它们将优于祖先的更新、更好的基因遗传给后代，杂交后代通常具有杂交优势特点(生命力得到提升)。就像杂交在生物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界生物进化方式之一，科学中的杂交也是所有学科的发展因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不例外，杂交能带来新特性。 　　我认为，在这方面历史学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缺陷，是妨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教育计划中，很少会出现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关注。要是历史学家经常与社会学保持联系，那么方法论和教学法就会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历史学学位论文中也不会出现类似“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基础”等规定，而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想要论证的东西。 　　二、不平等系数：财产不平等的评价标准问题 　　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在社会学科中长期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