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退却”的学术史探析.docVIP

“大象退却”的学术史探析 　　一、20世纪前期对殷墟大象遗存的探讨 　　其实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兴起前，野象的分布与变化及其反映的气候问题已受到一定关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通过对殷墟出土象骨的鉴定和甲骨文的释读，辅以传世文献的记载(主要基于《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之语)，主张殷商时期黄河流域有野象分布和服象(驯象)存在。如，罗振玉通过对“象”“爲”二字的解读认为“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王国维所言类似：“古者中国产象，殷墟所出象骨颇多，曩颇疑其来自南方，然卜辞中有获象之文，田狩所获决非豢养物矣……爲亦从爪象，或以服象为谊”。章鸿钊1926年撰文从地质学角度主张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不存在野象;徐中舒1930年则有《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与之针锋相对，亦是对罗振玉、王国维之说的支持。徐氏不仅详细梳理秦汉以后大象南迁的过程，并将象之南迁归因于“中原民族渐次向南开拓”，“如环境无激烈之变迁，决不能骤然绝迹”。笔者仔细检视此文，未见徐氏有“环境变迁”乃指气候变化之意，不知周书灿何以认为徐中舒此文是“从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的角度研究古代气候的变化”。虽然当时学界确实已经开始转向讨论由此反映的殷墟时代的气候问题，但争议余波犹存。30、40年代，杨钟健等接连撰文认为殷墟象等稀有野生哺乳动物乃是由外地迁徙而来，并非土著动物。持野象外来说者未有重视甲骨文中有关获象的记载，故其说难以成立。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界基本上已接受殷墟时代的气候适宜野象生存，不支持其为外地运输或迁徙而来之说，并且以之为据展开大量相关研究。徐中舒等人开启的“象之南迁”问题则得到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二、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大象退却的讨论 　　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后，大象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宠儿”，随之亦进入了环境史的研究视野，相关成果不断。与“大象退却”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历史时期大象的具体分布情况;二是探究先秦以来大象由南而北逐渐退却的原因及其在自然环境变迁中的指示意义，并已对此形成相对固定的解释模式：即着眼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两个角度，或居其一，或兼而论之。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多数学者在探讨不同时期大象分布情况时，也会兼及讨论其所反映的环境问题，而对大象南退所反映的环境变迁的专门探讨亦是建立在其分布变化的基础之上。以下笔者在梳理过程中不试图将此二者截然分开，而是各有侧重。 　　(一)大象的分布与变迁 　　对历史时期野象分布与变迁的专题研究首推文焕然等人，《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和《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等文基本上理清了历史时期野象的分布与变迁问题，后来研究者多以之为据。文氏等人根据考古发掘、历史文献、甲骨文、金石和古生物等方面的资料，将近六七千年来野象的分布变迁分为若干个阶段：以殷墟一带为北界的阶段(距今六七千年前至距今2500年前左右);以秦岭、淮河为北界的阶段(距今2500年左右至公元1050年左右);以漳州、武平象洞、始兴、郁林一带为北界的阶段(公元1050年左右至19世纪30年代)。而造成野象分布北界南移的原因主要在于野象自身习性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的影响等。野象的逐渐南移反映了我国温度变化总趋势是阶段式地逐渐转冷、具体气候是冷暖交替、波状起伏的，也反映了我国各地开发时间的先后。与此同时，高耀亭、何业恒等又撰文分别对岭南、黄河下游等地区野象的分布与灭绝情况进行探讨，都可视为在上述思路与框架下的区域细化。类似从区域角度来考察者甚多，如周军通过野象等哺乳动物的分布与绝迹探讨河南地区人类的生活的环境与气候的变化。受大象南退进程和研究材料多寡之影响，这类成果多针对于唐宋以后的南方地区，曾坚白梳理出，一千年前亚洲象在华南地带的滇南、桂、粤、湘、闽南等广有分布，而明代以后除滇南外，皆已绝迹;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和灭绝时期都有分析;唐森认为南宋乾道七年后广东便不复见野象在广东境内活动的记录，与两宋间广东始获得较大程度的开发有直接关系;李国平、吴榕青具体讨论了唐宋时期漳州、潮州二地野象的分布及其绝迹的原因;刘洪杰、李文翔对殷商至赵宋时期云梦平原野象等大型哺乳动物的分布与绝灭有专门分析;蓝勇分别对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自先秦以来亚洲象的分布都有梳理，并认为唐宋时期长江以北的今川西大小相岭林区和嘉陵江的秦巴山地仍有亚洲象残存，滇东则直到明代仍有残存。新近，张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历史上亚洲象的分布通过划分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和云贵高原五个区域，结合其在本区消失的年代，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亚洲象分布区域逐渐南退的历史变迁，可谓集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