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分析.docVIP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分析 　　一、“疑古”思想的出处 　　白鸟库吉的学术启蒙是在主张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治史的兰克学派的熏陶下完成的。白鸟氏发表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檀君考》就是从史籍、记载内容、时间等方面质疑檀君的真实性的论文，进而得出了檀君并非真实人物，而是传说的结论，从而开始了利用西方史学界的“科学的方法”考辨朝鲜古史的工作。1901-1903年，白鸟氏赴欧洲留学，他历访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在德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乌孙考》和《朝鲜古代王号考》，进一步提升了其与西方学界交流的经验。直到1909年发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白鸟氏立足兰克史学，质疑亚洲古代传说的真实性这一“疑古”思想的学术来源清晰可辨。 　　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的开头，白鸟氏指出：“西欧晚近之学风尚未浸染东亚之前，其所谓古传说并未被置于正确历史事实范围之外，盖将两者混同，(中略)世运一转，欧美文物频频涌入，诸般学术面目一新，史学研究之方针亦渐次革新，终至正确之历史事实成为基准，细致研习。至于传说，虽承认其作为传说之存在，却因其谬误过多，几乎被抛弃于史学范围之外，以至史家之考察甚为寥寥”。这段文字与其说是白鸟氏否定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不如说是试图为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正名。对于将传说视为历史事实的传统，白鸟库吉显然持否定态度，他主张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而对于欧美史学方针传入之后，传说被置于史学研究视域之外的现象，白鸟库吉也持批判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白鸟看来，欧美文物涌入后，虽然纠正了将传说视为史实的谬误，却导致传说因谬误太多而被学界忽略的结果。白鸟氏似乎认同“传说=谬误”的逻辑，这个逻辑是白鸟展开“疑古”工作的前提之一。而这个在展开研究之初就被预设的逻辑来源于西方史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很多中国和日本学者试图从学术渊源上梳理白鸟氏与顾氏的承继关系，探讨顾颉刚的“古史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白鸟库吉“抹杀论”的提示。关于这一问题， 李孝迁从《顾颉刚日记》分析，认为顾颉刚应当接触过“抹杀论”，然而“顾氏与白鸟氏虽然都怀疑尧舜禹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论证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 两个学说的相似性，应当看作是中日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语境中先后独立提出某种相似的学术观点。对于“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的影响问题，学界已经做了充 分讨论。从顾氏和白鸟氏的学术传承、“疑古”思想的具体构成入手，似乎也可以梳理出二者“疑古”思想产生的源头。 　　相对于白鸟氏的上述逻辑，顾颉刚对古史中传说的判定主要来源于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经学辨伪。在论及自己“疑古”主张的来源时，顾颉刚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这里说的“时势”、“个性”、“境遇”，首先是顾氏幼年时既有在父亲的命令下读《孟子》、《诗经》，也有坐在门槛上听祖父祖母讲传说故事的经历。顾氏对后者的兴趣格外浓厚，“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看来，在知识启蒙时期，在顾氏的心中就孕育了“疑古”的种子---传说具有“积累性”。其次，来到北京之后，顾氏又迷上了戏剧。迷恋戏剧的经历使顾氏认识到，从真实的故事到戏剧性的演绎是经历了漫长的艺术加工的，这种认识对于其“疑古”思想的构筑，特别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念的产生都是颇有影响的。再次，在北京大学期间，顾氏产生了超越今古文之争，突破经籍、门第、学科之藩篱，综而治学的愿望。在他的笔记中记道：“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独有家学为之障乎?”而关于“科学之成法”，顾氏总结为：“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做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这些方法与兰克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找不到顾氏受到兰克史学直接影响的证据，但是从顾氏在大学时期对胡适之先生“非常信服”可见，顾氏所说的“科学之成法”必然是来源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之带来的西方史学与哲学思想中的“科学方法”。 　　在下决心研究古史之后，顾氏制定了推翻古史的“清楚的计划”：不仅要辨伪，更要辨明伪史是如何形成与变迁的。在这里，顾氏特别强调戏剧中的故事的形成是有一致性规律的，这种研究故事的方法也适用于古史辨伪，也就是说，在顾氏眼中，伪史、传说是要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珍贵史料。我们从顾氏对今文家、宋代和清代考据学、近代考古学的评价中可以窥见其“疑古”思想的构成：在吸收今文家和宋清考据学敢于质疑与辨伪的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今古文之争和经学系统，冲破传统疑古辨伪思想中的“信古”的藩篱，用源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考古学的成果，对中国古史展开纯学术研究，在考辨伪史的同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