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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类”问题浅析 　　“推类”问题的研究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可以说，近年来，几乎所有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者均或多或少研究过此问题，也有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专著虽然不多，但涉及这个问题的专著以及学术论文却很多。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向和学术深度。然而，对于这一问题还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研究的空间。 　　一、“推类”概念 　　关于什么是“推类”，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推类”就是“类推” 　　“推类”一词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几乎和“类推”的意思相同。刘培育指出:“中国古代逻辑讨论类推或推类者很多。类推或推类是一种内容相当宽泛的推理论证形式，并不就等于类比推理。”“推类一词在沈有鼎那里与类推异名而同谓，可交替使用。据沈氏:辞以类行是说一切推论最后总是要从类推出发。类推的根据在于事物间的类同。孟子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就是这个意思。归纳推论和类比推论都是用类推的方式进行的。”刘明明一方面说“推类与类推可视为等同的概念”，“据孙中原先生考证，推类，由后世学者多变通地说成类推”，另一方面又说“可知，推类比类推相对宽泛些”。 　　(二)“推类”就是类比推理 　　崔清田在《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摘要》中认为:“推类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是以类同为依据的推理，有类比推理的逻辑性质，有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推类成为中国逻辑主导的推理类型，是先秦文化制约的结果。”吴克峰指出:“《周易》中的逻辑思想又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逻辑称为推类逻辑。推类逻辑是将要推出的结论与推论的前提看成是同类，如前提A与结论B是同类，A如具有a、b、c、d的性质，结论B具有a、b、c的性质，那么就可以推类出B也会具有d的性质。这种推理方法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典籍《墨经·小取》中也被定义为“以类取，以类予”的方式。”黄朝阳认为:“一种观点认为，推类是归纳和类比的总称。另一种观点更进一步，认为推类除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之外，还包括演绎推理……对此我们难以苟同……中国古代的推类是并且只能是类比”。 　　(三)“推类”不是类比推理 　　晋荣东的《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全文通过对前人关于推类的种种见仁见智的界定进行梳理，他认为:“首先，我将考察崔清田、黄朝阳等对于推类即类比推理的论证，然后简要讨论伍非百、汪奠基、沈有鼎、刘培育、孙中原等学者对推类的逻辑本质所做出的一种不同的解读。最后，我将立足于对推类实践的分析，阐明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从经验层面上进一步确认类同原则对于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的普遍意义，最终证明推类与类比推理并不等同”。 　　(四)“推类”就是“推故”，就是“类推”，也是“推理” 　　刘明明在《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中指出:“从《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推类类推和推理2000多次用例可知，其内涵一直相通。……辞以故生，即推故。辞以理长，即推理。辞以类行，即推类。故理类相联，推故推理和推类互通。故、理、类三范畴的必然联系，决定推故推理和推类三术语的互通一致。”由此，刘明明给出了“推类”的定义:“推类宜定义为:推类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理)把握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的典型推理类型”。 　　(五)“推类”概念的界定 　　笔者认为，“推类”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着深邃的文化背景的，是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适应的，特别是和中国古代的所谓“关联性思维”相联系的。因此，“推类”的界定，要能够揭示出“推类”的特征来。笔者认为，“推类”的界定应该是:可以把推类理解成“推类是建立在对事物(包括现象)类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把握基础之上的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大及小、由小及大、由远及近、由抽象及具体、由具体及抽象的推理过程”，这种推理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推理的“关联性思维”特征。这个界定就是要强调“关联性思维”的概念。 　　二、“推类”形式的历史考察 　　“推类”是中国古代传统推理中的主导类型，尽管这种推理的性质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由此及彼”的特征一直贯穿整个过程。 　　(一)“比”“兴”等常见的“推类”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毛公判断兴体的依据是既看声色状貌的感觉联系，也有事物的性质事理等思理的联系，还考虑到句法间的逻辑关系。从以上几个较典型的诗例来看，比的原理即诗人要说明一种义理或形容一种感觉，然后以比象的某一点特征来将它具象化，从这一点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