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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内涵转换与现代知识转型探析 　　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讨论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时候，追溯过汉语“文学”一词的发展历程。他们正确地指出古代的“文学”是“学问”、“学术”之意，构成现代汉语“文学”的广义。而“文学”的狭义则是“专指诉诸感情的美的作品”，“专指诗歌、戏曲、小说之类”的语言艺术作品，即所谓纯文学或美文学。现在狭义已成为通常意义。 　　可惜他们常常无意中预先认定: “文学”因为接受外国新观念的人增多，所以自动发生意义转变，仿佛新含义是西方观念与传统含义的融合，甚至期望从“文学”广义中生成“文学”的狭义。如果仔细辨析“文学”内涵变化的过程，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从古代的“文学”到现代的“文学”的转变背后有整体知识转换的作用。文学( 在本文中文学这个词用“文学”表示，文学的狭义则用黑体文学表示) 占据“文学”一词的核心地位是知识转型的结果。 　　一 　　为学术分类时，戴震、章学诚等人的分法中包括“词章”，姚鼐的分法包括“文章”，曾国藩的分法则有包括“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的“辞章”，这些都只有小部分属于文学，说明清中叶文学尚寄身在孔门四科的“言语科”中。到清末，汉语“文学”一词仍然泛指一切“学问”，根本没有自动从广义向狭义转变的迹象。甚至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受日本影响以后也没有很大触动。1898 年康有为将日本出版的西学书籍分为15 门，文学分在“文学”、“教育( 教育小说) ”、“小说”、“美术和文字语言”等门中，而“文学”门包含的子目有“文学”、“作诗及诗集”、“诗集”、“新体诗”、“歌学及歌集”、“歌集”、“俳书及俳谐集”、“俳人传记”、“俳谐集”、“戏文集”、“唱歌集”、“俗歌集”、“戏曲”、“谣曲本”、“脚本”、“习字本”、“习字帖小学校用”、“往来物”等18 类， 虽然分类无序，但大体上都属文学。表面上似乎中国学者受国外图书分类的影响，出现一些概念窄化的新苗头，其实康有为只不过抄袭了日本出版社、书肆的图书目录，字句间时常流露出对文学的误解，也就是说，康氏对日本来的“文学”新义并无心得。 　　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大概是受到日本学人的影响，“文学”的词义成为“人文学科”，比如1899年宋恕对俞曲园赞扬日本“经史诸子各置专科”，他所说的“文学”是文科之意，其中包括哲学、史学。《大陆》杂志1903 年第3 期发表《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其中“文学”与科学相对，在格致之学的挤压下指的也是人文学科。在大学学科设置方面最为明显。1902 年，张百熙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仿日本学制，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其中“文学科”，既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 1904 年张之洞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也明显受到日本学制影响，在这个文本中将文学科分为9 门，“文学”也是人文学科之意。在西洋学科分类的挤压下，“文学”变为人文学科，并没有造成大的词义变化。此时“文学”的外延的确是缩小了，但是内涵仍然是广义的。“文学”仍然对应于人文学科的大量文献，而文学本身依然处于边缘。张百熙的方案中，文学包含于词章学，其余则分散在史学、诸子学等科目中。张之洞的方案中，涉及文学的仅有中国文学门主课中的“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和“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直到1913 年教育部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分“文学门”为国文学、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言语学等8 类，以国别立文学，才比照外国Literature 的狭义确定自己的内涵。这次变革却不是自动的概念更新，而是政治革命和新型知识人掌握教育部门的结果。 　　与此前不久的日本一样，此时的“文学”也是在涉及外国文学时才表达狭义，至于“中国文学”本身还是变化有限，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稳定的“文学”概念，学者心目中的“文学”仍然意义不明。文学革命之初，新文学提倡者心目中并没有统一的“文学”狭义。胡适把“文学”当做一切文献，有时也当做Literature 对应的“文学”狭义;陈独秀则主要看重Literature 的新含义。与此同时，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接受西方影响，把“作物”分为“文字”和“文学”( 文学为狭义，包括诗、随笔、小说和纯文字) 。刘半农的观点没有得到胡适的赞同，胡适在1920 年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②。1919 年，罗家伦在《新潮》上提出包括自己在内的新文学者普遍存在的疑问，即“文学”究竟指什么? 钱玄同看了朱希祖讨论“文学”的文章，也看了罗家伦的文章，感到更加疑惑，于是向胡适请教，而胡适的解答也算不上完整意义的文学。新文学提倡者讨论的无论是“白话文学”还是“文学”，都置于杂文学的概念之下，包含应用文在内，因此与“一切学问”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