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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论”的发展哲学解读 　　一、引言 　　1989年，当苏联濒临解体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即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先生观点的错谬性不言而喻。因为还是这个福山，在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 年 9 月号上所刊发的《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的专访文章中，纠正性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蕴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信息--“发展模式冲突论”。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中，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击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似乎发展到了“一统天下”“、万古长青”的地步。 　　二、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发展模式的博弈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谈论的文明，其实是“文化”的同义词。在亨廷顿看来：“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尽管文化和文明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但亨廷顿还是把它们交替使用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也是“文化的冲突”。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看来，文化是为人所特有的东西，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具体说是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发展实践的创造。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文化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发展实践的结果，即人们在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狭义的文化是指以社会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要素。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或文化，主要是一种狭义的文化。 　　既然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它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发展实践的创造，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的社会发展是发展存在和发展意识交互作用的过程。而狭义的文化概念仅仅属于发展意识的范畴，广义的文化则同时存在于发展存在和发展意识当中。但无论是发展存在和发展意识，又都构成于具有高度综合性和概括性的发展模式之中。 　　三、“权力”=“发展力”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权力与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亨廷顿明确指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那么，亨廷顿所理解的“权力”是一个什么“东东”呢?他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行使权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权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重要的权力资源的占有在 20 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显然，亨廷顿所说的“权力”其实是指“发展力”或“发展的能力”，他在上述所列举的关于支撑“权力”的种种要素如经济、军事、制度、政治等其实都是构成一定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亨廷顿对所谓文明或文化的分析，也是以支撑文明的发展及其模式为最后着眼点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第四章，还分析了西方权力在冷战后所面临的两种现实情况：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第二幅画面则是，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权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在亨廷顿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