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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与周谷城的通史编纂解析 　　周谷城( 1898 -1996 年) ，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幼年曾在族立小学接受教育，后就读于长沙省立一中，1917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到湖南一师任教，在毛泽东影响下组织农民运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以翻译为生，1930 年任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1933 年任暨南大学史地系主任，1942 年后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他一生治学领域宽广，著述宏富，成就斐然，尤其是以一人之力独撰极具特色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为世所罕见，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进步作出创造性贡献。金冲及曾谓: “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又写出一部世界通史，而且都是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对于其通史编纂的特点和贡献，学界研究尚不充分。 　　一、以“新史学”为主旨的通史编纂理论 　　编纂通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史记》，被誉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此后这一学术取向被延续下来并形成“通史家风”。20 世纪初，梁启超融合中西创立新史学体系，并将通史编纂纳入其中，从而开启了这一领域的现代转型。“五四”以后，许多学者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探索，创作出大量主旨相近而风格不同的通史，有力地推进了历史编纂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如，吕思勉大胆糅合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同时突出考证特色; 张荫麟以哲学为基础总结史实去取五大标准，并致力于史学的艺术性; 而周谷城则提出了更具系统性的通史编纂理论，并对纪事本末体进行了大胆改造。 　　周谷城是具有强烈时代气息、鲜明创新精神和深厚民族责任感的新型学者，成长于“五四”时期，得自由学术风气和西学广泛传播之惠，又受到梁启超的直接影响，因此在治学上表现出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建构体系的学术自觉，力求“树立自己的学术系统”，这一特点在其通史编纂中得到充分体现。 　　他到暨南大学任教时开始正式编纂《中国通史》( 此前已撰有《中国社会史论》) ，于 1939 年完成并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洋洋近百万言，出版后迅速风行，先后再版12 次，新中国成立后，亦多次再版，总发行量超过100 万册。开明书店在重印时曾称: “周君本其十余年的教授经验，汇合必威体育精装版的史学理论，形成自己的一贯系统，用来说明中国数千年往事，轻快自然，头头是道，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这虽是广告语，却毫不夸大，而是切中肯綮。他撰写此书，前后历时约 12 年之久，期间虽时局动荡、条件困苦而坚持不辍，彰显出中国史家可贵的著史精神。尤为重要的是，他对前人的许多史学观点逐一展开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通史编纂理论体系，命名为“历史完形论”。 　　首先，针对当时学界对历史、史学不加区分的现象，进一步明确指出二者的不同内涵，并以此确定通史编纂的对象。他认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误将史料看作历史; “历史即阶级斗争史”等主张则误将史观看作历史。实则，历史是“人类过去之活动”; 史学则“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寻出诸种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前者是通史编纂的对象，后者则是为了认识前者而作的解释。其次，主张在尊重历史客观性基础上，发挥通史编纂的社会功能。他反对传统资鉴说，认为其以帝王为服务对象，往往强史以就我，而“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明瞭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再者，阐明通史与专史的辩证关系。他极力反对将通史等同于专史之和的观点，认为“拿活动之自身作叙述之对象的为通史，拿活动之成果作叙述之对象的为专史”，两者“有绝对不可混同的区别，各有各的一定之对象，但彼此却是互相为用，而不可分离的”。第四，以表达历史自身之完整为标准，对已有史书体裁展开猛烈批评。第五，论述维护“完形之通史”的方法。( 四、五详见下文)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上第一次专门就通史编纂理论进行系统建构，涵纳理论基础、编纂对象、任务、范围、方法及体裁等，而核心在于以进化论为指导探寻因果关系，从而展现历史之完整性和客观性，所论虽有偏激和武断之处，但总的来说自成体系，特色鲜明而独树一帜。从史学思想上讲，这一编纂体系正以新史学为主旨。周氏称梁启超为“伟大的史学家”，并在论证过程中将《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作为参照，予以修正、扩充和深化。这种承继关系在《中国史学之进化》“创造中的新史学”一节中有更直接的表现。 　　他一方面肯定“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一方面明确指出绝不能止步于此，而应以解释历史为旨归: “治史的唯一目标，在阐明历史……阐明历史，目的也; 考证史书或熟读史书，手段也。”他认为能与《史通》、《文史通义》相接续者即“纯粹史学或史学